神鸟电子书 > 经管其他电子书 > 世界因你不同 >

第33部分

世界因你不同-第33部分

小说: 世界因你不同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要放弃各自为政,要兵团作战。这个兵团有六个将军,他们参考大家的意见然后拟定“有用的项目”。一旦拟定,大家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文化,每个团队的副研究员都很
  “服”他们的司令,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一个独特的机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中国,所以他们不惧辛苦,也愿意下一番苦功夫。
  现在回想起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前两年,大家确实是在用一种拼的精神去对待工作。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带领一批聪明、拼命的年轻人,形成一个研究兵团,他们创造了奇迹,结出了硕果。卷起袖子做老师
  是不是做了院长,就可以不做项目了?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人手不够。
  当时,研究院确立的研究方向之一是“音字技术组”,也就是教电脑听话、讲话。这个恰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但是我早就脱离了这个领域,而且已经多年没有写程序。但在研究院,我是唯一懂这方面技术的人,我只有勉为其难地卷起袖子,和我招到的几位副研究员一起工作。
  邸烁和陈正是清华的高材生,尽管不是学语音的,但是l999年他们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选择了语音识别小组。每天,我拿着语音的教科书,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他们。读完基础的课本后,他们开始练习在这个新的领域编程,然后,我再把我的论文拿出来,一章一章地讲给他们听。这两个年轻人都聪明过人,可以阅读世界水平的学术论文。另外,他们可以利用微软的“资源共享”制度,从美国研究院语音负责人那里拿来全套的语音软件。有了这些技术和源代码,这就像攀登100层的高楼,两人一开始就站在了50 层。他们俩进步神速,两年后,都成了项目负责人,如今在不同的公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他们俩之后,我们组又来了个年轻人——高剑峰。高虽然也是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但是他的专业是机械设计,方向是“工业造型”。因此,他经历过一段颇为迷茫的时期。
  那一年,我去上海交大招聘,正好遇到了高剑峰,就问他在研究些什么?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他的研究。我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这个东西在美国早过时了,你还研究什么,还不如到微软来换个有用的题目呢。”没想到,他真的来了,闯过了应聘的重重关卡,加入了语音识别小组。
  不过,他马上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邸烁和陈正不断取得突破,而他连门道都没摸清楚,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已经解决了。
  看到高剑峰非常苦恼,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不是混进来的啊?”他抬头看我,表情很窘迫。我笑了笑,对他说,“你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潜力的,如果有不懂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去请教一下组里的同事,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高剑峰点了点头,就去找邸烁和陈正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点都不吝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了高剑锋,一些问题经他们点拨,就轻松化解了。
  在不断的学习中,高剑峰的信心被慢慢地树立了起来。他觉得,作研究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遇到了高手,被人家甩得很远,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寸,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他后来总是告诉新来的研究员不要在意中途的快慢,最后胜出的人,才是真正的胜者。
  高剑峰就这么跟了几年,先学着跑,再自己跑,渐渐地不再感觉累。到了第四年,他已经是“项目带头人”,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领跑者”了。现在,他已经转到微软美国,在那里做资深研究员。
  语音识别不是仅仅把每个字分别识别出来,而是像人一样,要运用到语言的知识。中文有一个特
  殊的问题,就是分词。一个笑话就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人们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知道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但是仅仅向前推一个字,电脑很可能会识别成为“杭州/市长/春药店”。
  如何做到正确的识别呢?我告诉陈正:“国内的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合。”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模型语料远远不够。语言模型的功能是经过大量的统计,来判断在下一个位置最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看到“尊敬的李”时,我们可能预测下面会是“先生”、“老师”、
  “女士”等词,各有不同的概率。我对他说,“在中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的一个词,但是中文的语言特点是歧义特别多。仅仅依靠向前推一个词,电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少要向前推两个词。”我们请黄昌宁教授去开始一个语料采购的计划,训练出这样推两个词的语言模型。
  另外,中文和英文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中文有四声的识别。这方面团队很快地做了一个四声识别器,和整体的识别系统结合起来。就像分词一样,一定不能先把四声识别出来,而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再作出总体最优的选择。
  在他们三人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位副研究员的努力下,很快,一个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此后,陈正和我发现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做语音识别,也可以做拼音转换。我们尝试了一下,果然转换率比当时任何系统都要高很多。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可以用统计模型做出一种奇妙的功效——
  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入:“zunjingdelixansheng”,这个系统可以发现你少打了一个“i”,而自动转换成“尊敬的李先生”。后来,这个项目,由陈正做内核的技术,王坚做用户界面,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输入法。
  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个五人团队就做出了多项傲人的成果:中文的四声识别、最精确的输入法、中文的听写机,还有多用途的统计语言模型。这些
  项目都符合了我们“有用”的目标,也用我们的“兵团”模式迅速获得了成果。
  与此同时,研究院里其他小组,都在为有用的梦想而全力打拼。向比尔汇报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盖茨的时间富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 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 世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2 月给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10 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
  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 5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果。而且,在MPEG…4 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 QuickTime VR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年10 月18 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黑色的Polo 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 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l0 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喧,目光平静而严肃。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
  “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0) 踩(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