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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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一道秀丽的景观，两岸一排排的参天大树，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护卫着一条洁净的“生命水源”从密云流向京城，它是北京市民主要的饮水资源。然而，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随着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越来越牛气的今天，我们却连自己的一条“生命水源”都保护不了！ 两岸的公民们每天把他们脱贫致富后不断增加的垃圾倒在了饮水渠边，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一张张越来越弱智的脸上，完全无视着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水”啊！
一个曾经推翻过三座大山的民族，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铁丝网来隔离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水与一群野蛮的饮水人！ 这是一幅具有何等讽刺意义的真实画面！ 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一个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从哈佛大学获得景观规划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俞孔坚，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的教授，面对此事他表示，在沿河设置防护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同时俞教授呼吁，政府部门还要从管理和教育上提高人们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生命之源”的保护意识。面对此事，只有俞教授提到用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的，而我们其他的专家们只是在想如何用防护网来隔开，如何在人群居住集中的地方用暗河来“曲线救国”。然而使这些只具备理科思维的专家们烦脑不尽的是，你今天刚刚编织起来的防护网，明天就会被人凿出洞来，然后在这些原本只有宠物才会钻进钻出的地方，人流却川流不息。难道不是吗？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全封闭轻轨铁路上，一个老太太因穿越防护网被列车当场撞死。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就在老太太的死体尚未冰凉之际，就在记者为此事赶到现场采访之际，很多人却仍然从早已被凿开的十多个防护网洞中旁若无人地钻进钻出，他们眼中木然地看着躺在铁道旁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继续续演着《铁道游击队》的当代版本，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编剧和导演，一切是演得如此的流畅和技艺高超，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全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连自己喝的水中都可以亲自撒尿；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视为粪土，那么你还能指望他能遵守一种公共道德吗？你还能指望他能代表一个民族去昂扬地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民素质吗？真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脑子是麻木的，手脚也开始僵硬。因为这种景象与那些所谓的WTO啊、小康啊、强国啊、国民经济增长7％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文明古国啊等等，实在是无法相连接而且在心灵的距离上也实在是相距太远太远了。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 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 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民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的草帽，飘落在沙尘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际中。
一本书上说，前几年当俄罗斯还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时，当人们排着队在抢购面包的时候，就在他们排起长队的头顶上，满街的樱桃树上挂满了樱桃，但没有一个人去摘它，用来填饱肚子的面包和象征道德境界的樱桃以一曲高贵的重奏，和谐而平静地安抚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尔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们的魂灵……
与此同时，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这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缺“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与头上的星空是并存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已经把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视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生存原则；于是这种理念就导致了对道德的教育不是去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就像人的生命存在必须要吃饭一样。所以，康德把遵守道德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嘱咐。因此，西方人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在延续一种道德意识。这种过程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像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均产生于西方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管是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法，都是强调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教育。比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到了一个人的学龄前。蒙台梭利说：“人类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重要的祈求和平与和谐的问题在内，其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于儿童的发现以及建立人格巨大潜能的发展之上。”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