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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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遇袭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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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那时候我是“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直接到总部里面去办事，办完事情后，听到广播器呼叫：“请蒋纬国将军到大礼堂门口服务处，有你的电话。”我就到服务处接电话。我接起电话说：“我是蒋纬国。”电话那头就说：“喔！蒋将军，请你稍等，夫人请你讲话。”蒋夫人问我当时人在何处，我说我在空军总部大礼堂门口旁的服务台，她问我知不知道大礼堂里在做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大礼堂正在举办‘古今中外服装义演’，是我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特别为‘一江山事件’的遗眷和空军总部托儿所募捐的。陈香梅现在正在大礼堂里，有人阻止他们演出，使义演无法开锣，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听说今天来观赏的使节有很多人受到困扰，特别是东方面孔的外国使节，不论是在空军总部外面或是里面，都受到侮辱。你赶快去看一看。”
我挂完电话后就进去大礼堂，看到反对者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中国人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带头的则是江海东。江海东当时是军邮社的总干事，官拜少将，他带着两辆军友社的广播车，又动员了退伍的青年军，从基隆开车到台北，集结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军总部门口。我走到大礼堂台上，看到第一场是贵妃醉酒装，由当时著名的武旦戴绮霞示范表演。我到后台一看，挡住戴绮霞不让她出场的就是江海东本人，穿着少将的军装，我听到他对戴绮霞说：“你今天如果出台去，以后你就休想在台湾的市面上混。”我就过去对戴绮霞说：“戴小姐，你上台好了。”然后我就“砰”地一下用擒拿术把江海东的手扣起来，我问江海东：“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事情？”他说：“她们拿我们中国女孩子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啊！”就和外面讲的口号一样。我说：“你晓不晓得是谁主持的？”他回答说：“陈香梅啊！”我说：“错了，是夫人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的，你怎么可以捣乱呢！”于是我就把他押到外头去，戴绮霞也就顺利出场了。
义演会有好几箱借来的服装被挡在外头，没有江海东的命令不准进入，我就押着江海东到空军总部门口，他就拼命叫：“有人打人啊！有人打人啊！”他一叫，我就把手紧一紧，并告诉他：“再叫我就把你的手弄断，谁打过谁啊，我们两人一块好好走！”那时候有很多人包围上来，我手里拿着一本说明书，他们看我穿着军装，也不敢随便动，我看见有一个人是青年军二○六师退休的，我说：“我是二○六师六○六团的。”那个人就接口说：“我是六○八团的。”于是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人想知道里面究竟在做什么？”那时候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乱哄哄的，那位二○六师的同胞就说：“也给他机会讲讲嘛！”我就说：“这是我们‘总统’夫人与美国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女士联合为我们一江山牺牲弟兄的遗眷募捐的，各位看这本册子，有现代服装与古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上台表演，而且都是有名望的人，哪有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大兵的事情！不要中了共产党的诡计。”那时候服装也放行了，我讲完后便说：“只有带头的人负责，我们不要被人家利用。”江海东那时候就大叫说：“你是少将，我也是少将，你凭什么抓我？”我说：“你做这种事情，就不能算是少将。”说完又把手紧了一下。最后我就把江海东送到警备总部，然后向老夫人复命。
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地说：“这个人在审判定案之前，谁都不准去监牢看他。”后来审判还没结案，过了三个月后哥哥就悄悄把他放出来，没有多久他便升上中将，在总政战部管三军人事。
跟着哥哥从江西出来的有王升、李焕、江国栋三人，江海东无法与他们三人并列，后来因为江国栋死了，王升才蹿起来的。江国栋是这三个人之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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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
德国人的习惯是论位子而不论桌子，只要有位子，不管认不认识，都会坐同一张桌子。有一次我德国慕尼黑的一个中国小饭馆里吃饭，那天人很少，我坐的那张长条桌的另一个犄角有两个德国人坐在那里，另外一张桌子坐着一位中国人，瘦瘦小小的，黑黑黄黄的，一个人在那里吃东西。这两个德国人就一直用很难听的话说那个中国人，那些话语对我们中国人是有侮辱性的。我就告诉那两个德国人：“中国人有句话‘一不打瘦黄，二不打和尚’，你们不要看他瘦小，他的功夫了不起。而且如果你们侮辱他，我也不饶你们。”说着说着这两个人就站起来了，对我说：“怎么，你想打架啊！”我说：“我并不想打，不过你们用这种态度不会有好处的。”其中一个人想伸手过来抓我，我站起来一掌推前面那个人，他往后退又撞到后面那个人，两人都坐在地上，倒在犄角里面，我又对他们说：“那个中国人的功夫比我高十倍以上，他只是不像我这样毛毛躁躁的，你们千万不要去惹他。”然后我还是装做没事情似的，一边伸手把他们拉起来，一边招呼侍应生，“小姐，啤酒三杯。”就这样跟他们变成朋友了。
在西方社会里，有时候不能太过于礼貌。还有一次也是在慕尼黑，有二十多个年龄在二十出头的孩子围着我，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中国人的坏话。当时我一直忍耐着，突然有一个人说：“你们中国人都是猪，蒋介石是最臭最大的猪。”我就跟他说：“这句话请你收回去，你骂我个人可以，骂我整个中国人不可以，尤其骂我们的领袖更不可以。请你把话收回去。”他说：“我们德国人说出来的话从不收回的。”我说：“我就要请你收回去。”其中有一个人推了我一把，说：“怎么样，你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收回去？”我说：“你要动手吗？”他说：“动手又怎么样！”说完就“啪”的一拳打过来，我一让、一抬手，他就“咻”地摔出去了。我说：“你们要打架也要推派个像样点的。”结果他们就推派了一个很强壮的人出来，个子有一米八左右，他打我两下，我都是用虚招躲闪，然后我给他一个虚招，他一闪，我一抬手，又“啪”的一声把他摔出去了。结果他们大伙哄一下地全上来了，我心里想：这下完了，没想到他们把我抱起来朝天上扔，他们非常佩服我，说：“中国人是最好的朋友，蒋介石是我们好朋友里面的最好的朋友。”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把话收回呢？他们说：“刚才讲的话也没办法收回，因为我们从来不收回。可是，我们重新讲总可以啊！”后来这些人也变成我的朋友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实在是我们自己太不中用了，所以被人家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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