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黄昏-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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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用了三十八年时间把帝国的经济彻底搞垮，魏忠贤用了四年时间把帝国的政治制度连根拔起，留给朱由检的还能有什么？
帝国是必须要败落的，不同的是，败在谁手里。崇祯元年（1628年）的明帝国即使有神仙在世也难以救助，首先是皇太极这个强大的对手在东方骚扰，其次是西部的造反大军的铺天盖地。这是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势力，而明帝国正好处在其中。
整个帝国不能也绝对不可以绕开这两股力量，用一股力量去打另一股力量。这就是当时的现状，也是帝国必须要消失的前奏。
那么，领导帝国走向灭亡的这个朱由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虽然不能阻止帝国的灭亡，但他完全可以延缓。可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所谓天下，不过是一个昂贵的古董。你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会安全，若将其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会掉在地上破碎。朱由检并不想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可最关键的是，他不明白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于是，他放错了地方。
朱家自从万历皇帝以来，通过万历皇帝断子绝孙似的断头政治，就注定了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泰昌皇帝根本就没有受到过帝王教育，幸好死得早一些。天启皇帝更是没有受到过任何教育，但他十分聪明地不管这个昂贵的古董，他让魏忠贤去放。结果魏忠贤有意地放在了危险的地方。
然后就是朱由检，事实上，他是个非常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而且，看他少年时期的教育，他应该是个有能力把事情办好的人。但如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把事情办好，反而越来越糟。大概他在临死时都不会明白，自己的辛勤工作为什么会换来帝国的灭亡。
帝国的处境已经万分险恶，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个灾难。更可怕的是，朱由检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只意识到了那么一点点的险恶，他怀着一颗雄心，想要大有作为一番。
我们可以这样讲，崇祯皇帝想要大有作为的“作为”只限于帝国的平稳期，而绝对不是帝国的危险期。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让我们知道，他最多只是个守成之君，绝对不是力挽狂澜的皇帝。
他干掉魏忠贤后，不但是朝野上下，即使是边境将吏也大受鼓舞。崇祯皇帝就像是被别人夸奖了的小孩子，他当时想的肯定就是，要做出更多的这样的事给这些人看，然后得到他们的表扬。
着急，这个词语用在崇祯身上太合适不过了。他太着急了，一个着急的人总会有诸多表现，崇祯皇帝就是这样，批奏章，不分白天黑夜，召见大臣，也不分白天黑夜。每当遇有军机大事时，他更是废寝忘食。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一个想要把帝国起死回生的皇帝。这种不顾疲倦、勤于政事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问过，崇祯皇帝对那些奏章的处理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解决他想要解决的事情？
崇祯皇帝还有几大优点，比如节俭，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在危急时刻，他敢于用人。这是他即位初期给整个帝国臣民的印象，帝国的臣民以为有了希望，大多数大臣也有了重振祖业的信心。
但是，崇祯皇帝的这种“勤于政事”引发了另一种结果。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有一个毛病，当他付出了精力和时间，却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时就会由着急变成焦躁，最后导致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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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2）
崇祯皇帝这种急功近利主要表现在“重典治吏”上。朝中大臣似乎上辈子挖了他祖坟一样，他把大臣们分成三股，第一股在朝堂，第二股在监狱，第三股在地狱。
任何人都知道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事情是慢慢做出来的。可崇祯皇帝不这样认为，一件事情吩咐下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通常在这种规定的时间内大臣们都不可能完成的，不能完成，那你就要受到责罚。
骂文武百官是家常便饭，对百官的过失采取严惩不赦的政策，从而使得许多官员觉得“做事的”不如“不做事”，为了躲避崇祯的脏话和牢狱之灾，大臣们就坚决不做事。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道：“陛下您求治心切，一心想要功利，不见功利，就用刑罚。不是此时该用的办法。”
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崇祯，认为皇上对官吏处罚过多、过重。也正如这位地方官所说的那样，崇祯一朝被杀戮的总督有七人，巡抚十一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这里面有几个的确该杀，但大部分都是不该杀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罪过。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临北京城，山西巡抚耿如杞奉命勤王。结果在三天时间内被命令换了三个地方驻防，而粮草一点未给。士卒饥饿难忍，遂出现了抢掠行为。崇祯听说后，立即将这位巡抚处死。陕西某县的一位知县刚赴任七天，县城被造反人士攻破，他本人被崇祯皇帝下令处死。大家都觉得这个县官太冤枉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冤枉的事情在崇祯一朝比牛毛还多。
当地方官员认为崇祯皇帝对官员太苛刻时，崇祯皇帝觉得这是小问题，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官员就是贱人，你不给他压力，他不可能给你干活。
但是，这些人的确不给他干活。不干活可能会保住性命，一旦干活就要完蛋。大臣们的这种行为又导致了崇祯皇帝作出一个错误决策——重新重用宦官。
事实上，宦官在中国历史上颇有非议。中国历史上的好宦官只有五代时期的张全义还有明朝的郑和，如果把司马迁也算上，最多不过三个而已。大多数宦官也并不是像魏忠贤那样坏，明朝晚期太监多达十万，不过才出了一个魏忠贤。
从这一角度来讲，崇祯皇帝重用宦官并没有错，错的是，他是在对朝臣失去信任的基础上来重用太监的。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他如果不用一个好人，那么他用的另一个人就绝对是坏人。
在他即位之初，对宦官的管束是非常严厉的。干掉魏忠贤后，他把高级职务的太监都统统拿下。可在他印象中，这些太监并不像外面朝臣说得那么恶毒，他们谨慎的样子让这位年轻皇帝偶尔会有心疼的感觉。
朝臣们的“不干活”更让他恼火万分，于是，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太监们身上。最先起用的一部分太监发生在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队进入内地骚扰时。由于京师戒严，崇祯派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又派出了太监冯元升核查前来勤王的军队，以便发军饷。
该年十二月，他开始让太监们参与到军事上来，首先派出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然后派出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此后，宦官频繁被派往各地各军，负责监军督饷。
这些人里里外外地受到了皇上的重用，自然就有跋扈之心。又由于他们本身的能力所限，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根本不可能达到要求。但是，崇祯皇帝认为——他只是认为，至于对与错并不是他想要知道的——虽然他们做错了一些事，但他们肯干活，肯努力。这本身就符合他的一贯主张。所以，当内臣与外臣产生矛盾时，他信任内臣而不信外臣，并有意为之辩护。如果一旦有外臣对内臣弹劾，他就痛下杀手对外臣进行严惩。
崇祯七年（1634年），山西提学从事袁继咸就跟皇上说：“您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吗？外臣在没有见到您之前，先要到太监那里低三下四。读书人可都有骨气的，皇上您得好好想想，是读书人重要，还是那些太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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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3）
崇祯皇帝大怒，他觉得这个家伙不把本职工作做好，居然来管京城的闲事，真是吃饱了没事干了，就找了个借口，将此人扔进了监狱。崇祯皇帝对宦官的宠信，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如果你读大明末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太监的亮点并不突出。可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突出，使许多人忽略了太监在崇祯一朝造成的极坏影响。
重用和偏袒宦官，由此引发了宦官与文武官员的矛盾。宦官受重用，侵夺文武官员的权力，遭到文武官员的反对，互相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另外，极大地挫伤了广大文武官员的积极性，败坏了军政事务。这些该死的宦官一旦出外监军，就会以皇帝的尊严为令箭肆意妄为，借故四出勒索。贻误军机，枉杀有功的边将。
而着急的崇祯皇帝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边关将领无功是因为他们懒惰，派出太监不过是去监视他们不要让他们懒惰。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让他在覆灭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对太监的这种关照，换来的是什么呢？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太监们被崇祯一顿大骂，至于是他们如何惹恼崇祯皇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崇祯皇帝只是骂了他们几句，并没有杀掉他们。可这群太监却在紫禁城大门上写下了十个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但这些太监如此，而且许多大臣也对他或明或暗地咒骂，甚至是想要李自成进城收拾他。
是太监与大臣的本性就如此混蛋，还是崇祯用错了人？如果说太监的本性就如此，那么，后来跟着他一起死掉的王承恩也是太监。如果说，崇祯用错了人，那么，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这些为帝国出过力的将领都是他亲自委任并大加重用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崇祯皇帝是个多疑的人，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坏习惯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一个人多疑就会胡思乱想，如果是普通人多疑也就只能胡思乱想，但崇祯是一个帝国的皇帝，天下但凡是个喘气正常的生物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他除了会胡思乱想之外，还会胡作非为。
崇祯一朝的党争也非常厉害，阉党下台后，东林党上台后并没有朝政清明，相反，由于东林党的清高与其他人的不容，更大程度地促成了党争，再加上太监参与，崇祯一朝完全是乌烟瘴气一团糟。
崇祯皇帝的智慧本就先天不足，再加上每个人争来争去，又加上他的多疑，所以，崇祯一朝的大臣没有几个有好日子过。
在这位皇帝看来，下面的人总是为一件只能有一个结果的事情吵来吵去，肯定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作为辅助他的内阁成员，崇祯帝就认为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开始挑选他认为没有心怀不轨的内阁成员。但是，怎么挑呢？年轻有为的他居然采用抽签法。崇祯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后他从推举上来的十二人中抽出四人。有的大臣在他身边提意见说，如今国事多艰，请再抽两人，崇祯帝于是又抽出两人。
在历史上，这种对挑选国家重臣不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的皇帝也只有后唐那位笨蛋皇帝采用过。不但滑稽荒唐而且让人痛心，这一次抽得的这六个内阁成员也不怎么样，其中既有东林党人，也有后起的阉党之秀。
你可以想见，这些人怎么会对崇祯皇帝抱有感激之情？也许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能进入内阁，完全是天意。但不管他们是否有报恩的想法，一年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