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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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第六节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