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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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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还真像只“瓯” 
  温州人善于制“瓯”,温州的地理环境,也像一个“瓯”。
  说起温州地理,惯常的提法是“东南一隅”。自南宋王朝在金的武力进逼下南迁临安(今杭州),“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宋王朝懦弱与无能的人们被批评。而温州又在浙江的东南隅。到最后,宋高宗更是从临安逃到了温州——这才是真正的东南一隅,再过去就是海了。
  隅就是角落,边远、相对封闭的地方,长期以来,温州人的感觉就是被遗弃在角落里。不是“静女其姝,俟我城偶”(《诗经邶风》)躲在角落里等待情人相会,而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弃儿向隅而泣。
  温州的北面是台州,西面是丽水,南面与闽北的福鼎、寿宁等地接壤。这三面都有高山阻隔,西南边是洞宫山脉,最高处在泰顺县境内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比山东泰山的玉皇顶还高;西北边的是括苍山脉,最高处在永嘉县境内的大青岗,海拔1271米;正南边经由分水关通往福建闽北。所谓分水关即分水岭的关隘。“高山岭头,水分两边流。”自然不低。
  只有中部的小部分地方以及濒临东海的东部是平地。但你不能有华北平原、胶东平原般的无边无际的概念,这些只是小平原,并且常常有小山点缀。所以你在整个温州的任何一处,都能抬头见山。但这并不是说温州地势高峻,她又是水网密布的地区,沟渠纵横、河湖交错,所以你在温州的任何一处,又都能低头见水。山水温州的称谓由此而来。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个“瓯”的人民,生活远比中原落后,中原人在“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时,瓯民还是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当孔圣人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沃野千里、阡陌相连的中原大地周游列国,问礼于洛阳、绝粮于陈蔡之时,瓯民“制瓯击缶”,还在捏他的泥巴,敲他的盆盂呢!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无法透过重重的山峦,惠及这“瓯”中之民。
  这是一个“瓯”,一个面向大海,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同时也是瓯民的一个大家园,它为瓯民遮风避雨,供他们起居饮食。同时又将他们阻隔在中原文明之外。
  温州人的特殊经历和因此造成的独特个性,都是因为这个“瓯”。
  所以上面的第二说也讲得通。
“瓯”中的世外桃源 
  我好旅游,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全世界七大洲中的六大洲(除南极洲之外)都留有我的足迹。走多了之后回过头想想,这个“瓯”待温州人不薄。别的不说,有时候光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瓯地的瓯民真是有福!
  温州的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280天。如此冷热均匀,气候湿润的地方实在少见,滋润得温州人个个水灵灵的。加之这里的河道纵横,水网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一年三熟,东部的海岸线曲折绵长,沿海岛屿星罗奇布,海产品异常丰富。温州人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地形造成的闭塞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给自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反正天高皇帝远。
  遥想当年温州城,瓯江与宽阔的护城河将城区围成一个孤岛,城内九山环立如斗魁,整齐的街坊罗列其间,每条街坊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道。河水与城外小河相通,清澈见底而缓缓流动。家家户户有一小桥与街坊相通,由于小桥是各家自己建造的,形式不一,高低不同,有的栏杆雕饰豪华细腻,有的粗放而富有野趣,人们在桥上聊天,在自家的河埠头汲水、洗刷。有的坐在自己的厨房间里,在向窗外伸出钓鱼竿钓鱼,顽皮的邻家小孩一颗石子,倏忽之间正要咬钩的鱼儿不见了,引起一阵哄笑声……
  河道宽广处,庙宇搭出戏台,逢年过节的热闹景像,令人流连。温州人至今形容“热闹”便是“戏台下似的”。夏天,河边的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树阴下,凉凉的水气,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小孩,更为这种社交场所增添喜悦的成分。玩腻了水,那就上山吧。华盖、松台,有的就在湖边,有的看到瓯江,山水城市,山水相连……别以为这是我的想像,在我刚懂事时温州就是这个景像,我的游泳就是在大榕树下学会的。
  读书时春游,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头上船,一直划到远郊的风景区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轮四通八达,乐清、永嘉、瑞安、平阳,都是船来舟去,甚至连地处山区的泰顺、文成也可用拉纤或背滩的方式坐船到达。划动的船桨,搅纹了清清的河水,也搅动了悠游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以前的瓯地,分明是另一种版本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相对闭塞的环境,生产力虽然落后,民风却比较纯朴,战争、杀伐也较少波及。瓯民不急不燥,稳步前进,从三千多年前的剪发文身、击瓯为乐至隋、唐时,与中原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相对稳定的温州就走到了前头。生产力方面,这时温州的造船、纺织、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业都非常发达,产品远销南洋、日本、高丽诸国。生产力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此时温州,游客云集,往来不绝,酒楼茶肆,箫歌喧阗;文化方面,九山书会、永嘉才人,南戏由萌芽而发展,事功学说的提出,永嘉学派的形成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任温州知州的诗人杨蟠有《咏温州》一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可见温州当时的盛况。
  至此,这个“瓯”字,真像一只满满登登的饭碗,在风调雨顺中,盛满了岁月累积下的收成。仿佛将在一代代瓯越子民手中一直这样端下去。然而饭碗盛得越满,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觊觎者越多,倾覆的风险也越大。
金“瓯”无缺的代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繁荣,闭塞的温州逐步为外界所了解。这里毗海处一片平坦,船舰可长驱直入;进来之后只要占据周边山头,则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来救援,却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远,像一个失去保护的孤儿。于是海盗、倭寇频顾温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数千自楠溪出,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斩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夺马十余匹。十月,倭寇由闽犯瑞安境,守备刘隆、温州卫指挥祁高战死。”数千人来扰,惟义兵抵御,说明守军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端的“瓯”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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