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历史-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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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漂亮了：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关于科技一栏，中国的排名从1998年最高的世界第15下滑至近年来的第25－35间，这和最新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形成巨大的反差。撇开数据看实际，大到汽车、飞机、航空发动机，小到液晶电视、数码相机，中国虽有众多品牌，但有几项核心技术完全不受制于人？这种局面，似与“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尚有一定反差。
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不是R&；D（研究与开发）人员投入总数，也不是其资金投入总数，而是Ｒ＆Ｄ／ＧＤＰ，即研究与开发总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按照国际公认标准，这一比值小于1％的国家为“缺乏创新能力”，1％－2％为“有所作为”，2％以上且持续一段时间，才能成为“有较强科技竞争力”。中国直到2003年这一比值才刚刚突破1％，去年投入3003。1亿元，达到历史最高的1。43％，虽说比过去进步显著，但不但远未达到2％的“较强科技竞争力”标杆，甚至离“九五计划”规定的1。5％目标尚有差距。
不但如此，前面那组漂亮数据也非全无可商榷之处。在去年的政协会议上，就有来自大学的委员指出在中国科技项目推进中存在立项审批草率、行政和商业干预过多、单纯攀比成果和论文数量等诸多弊端，中国去年论文总发表数和专利总申请数都达世界第四，这两项数据15年来一直在迅速提升，可其中究竟有没有水分，是颇值得推敲的，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8226；布鲁姆就曾指出，中国论文发表数逐年增加，论文质量却逐年下降。至于科研项目中的所谓“钓鱼项目”、甚至类似“汉芯”那样的“伪项目”，就让人难以启齿了，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曾说“有时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比搞个豆腐渣工程还容易”，虽然这也许只是个别特例，但见微知著，也足以让我们不敢对“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过于自得。
况且，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意味着科技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有现实的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通常在30％以上，芬兰、瑞士等欧洲小国科技人力、资金投入绝对值并不高，但科技竞争力排名却常年居世界前列，甚至往往凌驾于美国之上，靠得正是其超过50％甚至70％的科技成功转化率，因此各国科技人才基本向企业倾斜，如美国，80％的科技人力资源集中在企业。反观中国，70％的科技人才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机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60％、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26％建在大专院校（这组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科技部今年9月24日的公开表述），科技人力资源虽多，配属却极不平衡，至于科研成果转化率差距更大，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说每年中国数万科研成果“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大量“科技泡沫”，数据虽未必确切，但与世界水平的显著差距却不难看到。
纸上富贵不是真富贵，一群舢板焊接成的“航空母舰”也出不得大洋，从有关方面，到普通中国人，还是尽量淡忘“科技人力资源大国”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头衔，正视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徘徊在世界中游水平的现实，并踏踏实实地找到真正提高科技竞争力的途径为好。
………【非洲没有遍地黄金】………
近日，一则关于非洲的神话在众多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传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在非洲各国奇迹般发达，并获封“西非六部大酋长”的神话。
任何一个有一定非洲经历的人，在仔细阅读那则奇文后，都会发现无数的漏洞。
该会长在一开始就详述了自己“赞比亚河畔”的起家经历，可赞比亚根本就不存在“赞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最好的“中垦集团中赞友谊农场”，经过多年土壤优化和农田水利建设，小麦亩产也只能达到800斤左右，且由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雨、旱季，一般只能实现一年一熟，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套种两熟，而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一年三熟”。
刘会长一再建议投资非洲蔬菜种植项目，并称“蔬菜价格高，种起来容易，利润也高”，实际上非洲普通蔬菜，如生菜、黄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等，价格只略高于国内，如西非国家贝宁科托努，一棵生菜卖50西非法郎（人民币不到1元），内陆国家马里则卖200西非法郎（两块多），一公斤黄瓜，多哥洛美菜市场卖800－1200西非法郎。至于韭菜、大白菜、空心菜等精细蔬菜，固然价格不菲，如多哥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的韭菜春节时可以卖到4000西非法郎一公斤，冬瓜卖过2500西法一个，但这些蔬菜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自己问津，当地人甚至白人都很少购买，如刘会长所言“西非贝宁等国蔬菜普遍几十块人民币一公斤”不是事实。在非洲种蔬菜存在“一低二高”，即人工低、成本高、售价高，不论西非还是东非，一个农业工人的月薪都可控制在人民币300－400元左右，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油等（刘会长说非洲不用化肥农药也是错的）都因不能生产，价格高出30％－100％，虽然蔬菜售价比国内高，但天气炎热，不耐久贮，利润也只略高于国内，一位在西非颇有名气的台湾菜农经营数十年，也只堪称小康，客户集中在华人圈中，像刘会长所言“几十倍”的收益，不知从何而来？
刘会长建议投资渔业，并称“西非人不爱吃鱼也不爱养鱼”，事实上西非沿海国家酷爱吃鱼，著名的塞内加尔鱼饭是众多西非人的最爱，在贝宁科托努繁华的米赛博大街随处可见的街头饭摊，和木薯饭一同出售的，正是烧鱼或鱼卤，内陆国家马里，有享誉非洲的“鱼都”莫普提，马里鱼干畅销西非、北非，显然，西非人吃鱼也养鱼，而且非常普及，指望靠养鱼发大财的念头，不啻痴人说梦。
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量跨国公司介入，小资本、小企业生存空间已较艰难，而在非洲、尤其刘会长建议的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各国经营加工制造业，则存在政策不稳定、劳动力资源匮乏（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且很难培训，中国工人比例受限制）、不确定因素多等种种难题，未必能获得预期收益，如甘肃惠凯在多哥洛美投资衬衫厂，结果产品单位成本竟高于直接从国内进口，挣扎几年后关门了事；上海华源在马里合资的纺织厂也因主打产品真蜡布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而举步维艰。
刘会长还谈到投资医药行业的丰厚利润，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医药行业的准入受严格限制，中国药品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而混迹于大市场里为数众多的街头中国卖药者，经营既不规范，利润也无保证，甚至居无定所。至于刘会长津津乐道的“清凉油神话”，20年前容或如此，但如今由于中非贸易联系紧密，即使偏僻市集也随处可买到，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已有厂家仿制，清凉油早已“下凡”，不再有昔日的光环。
为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刘会长还编织了众多美丽的轶事或神话，然而这些更加漏洞百出。
刘会长称西非很多国家“鸡不生蛋”，事实上不论贝宁还是加纳，多哥还是马里，城里街头、墙上，都不难找到“养鸡场供应鸡蛋肉鸡”的广告，不少国家还把鸡肉分等，“肉鸡”价格高出“蛋鸡”数倍，若西非鸡都不生蛋，“肉鸡”、“蛋鸡”云云岂不成了笑话？
刘会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非洲的鞭刑”，并猜测是“大象和犀牛皮做的”，还讲述了“私刑”、“小偷市场”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事实上非洲一些地方按古老习俗或宗教教规，的确存在诸如砍手、投石、木棒之类私刑，但“鞭刑”（刘会长刻意强调是“三鞭”）却是马来人的传统，至今新加坡仍在沿用，非洲却不见踪影；刘会长还说科特迪瓦对小偷一律处死，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个前法国殖民地自1960年8月7日独立以来，一直沿用法国的大陆法系，更重要的是，科特迪瓦于2000年正式废除了死刑，成为非洲仅有的11个取消死刑国家之一。
刘会长谈话的高潮，是描述其2002年8月在科特迪瓦被“非洲六部”加冕为“六部大酋长”并赠送“国家土地100公顷”，仪式之盛大，堪比“20年前一届”访问当地的美国总统。
西非各国早已实行共和政体，虽有“酋长”、“埃米尔”等荣衔，但都是传统的象征称号，并无土地、行政实权，有些国家也会将“酋长”称号授予有贡献的外籍人士，但同样是荣誉性、象征性的，不可能也无权赠与土地；科特迪瓦在2002年8月正处于激烈内战之中，国家本身四分五裂，很难想象负有安全责任的“内务部长”会参加这样一个仪式，何况“内务部”负责警察和治安，“授予酋长”不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国家授予土地”则更是越权得离谱了，何况西非各国部族众多，小小的多哥也有41个部族，加纳有14个，科特迪瓦有60个，彼此互不统属，何来“六部大酋长”的编制？
美国历届总统访问非洲者寥寥无几：1979年卡特首访尼日利亚、利比里亚；1998年和2000年，克林顿两次共访问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8国；2003年7月，小布什出访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5国，此外，1993年老布什非正式出访索马里（慰劳美国兵），1943年小罗斯福到过摩洛哥和埃及（参加开罗会议），1909年，老罗斯福卸任后去过东非英属殖民地狩猎，以上就是美国总统在非洲的全部足迹，无一及于科特迪瓦，刘会长“堪比20年前美国总统”的盛典，究竟是和谁在比？
刘会长自称“三筛选，四不去”，后者指允许个人持枪的不去，爆发战乱的不去，有瘟疫的不去，自然环境不适合的不去，那么，他所推荐的科特迪瓦内战还没彻底平息，卢旺达、乌干达不但是艾滋病高发区，而且部族冲突时有发生，口口声声“四不去”的他非但不劝阻，反倒极力怂恿，甚至对风险、隐讳只字不提，究竟是何用意？
非洲的确是块开发、投资、经商的热土，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地方法制不健全，治安和秩序不稳，存在众多安全风险，近年来中国员工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等地多次遇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不少中国工程进展受阻，产生诸多问题，甚至爆发“杭萧钢构”等重大风险；许多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或血本无归，或苦苦经营。90年代末和本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