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娘养的自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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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击败老板（4）
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第四章 权力：要么利用，要么失去击败老板（5）
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纽约州罗切斯特消息：保尔·米勒今天宣布，他将退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同时还兼任美联社总裁一职，在过去16年里，他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的首脑。
米勒说，他愿意继续担任美联社总裁，而且将在未来至少5年里继续积极担当加内特公司主席的职责。
在他管理加内特期间，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
看着他写的新闻稿，我禁不住扑哧一笑。写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执行官。这位从事了一辈子新闻事业的报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给忘了。
到第4段，他才写道：“米勒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了艾伦·纽哈斯，纽哈斯担任总裁已经有3年了。”
的确是“退出”和“交出职位”！实际上，权力早就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对米勒提出建议，说新老板的名字也许应该稍微往前挪一挪。这样，我们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来的5年是保尔·米勒职业生涯里最难受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使他的日子难过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实上，一旦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我的态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对保尔十分关怀——我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游。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尔夫，并确保他需要使用的时候，公司的飞机总是能够供他调用。
但是，他的内心充满苦痛。在董事会议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领导层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把我们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记一个大概，但并不给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命运跟许多老板的命运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