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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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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
  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外国
  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
  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
  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
  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
  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
  拿旧心理运用旧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还对中国的某些状况,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视外国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不能学”等提出批评。左宗棠也指出传统文化遗产的弱点是“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他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学习“西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式学校,俗称“洋学堂”。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2)
首先是外语学校。1862年开设京师同文馆。初只有英文馆,后逐渐增加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日文)、算学馆,内容也从只学习外语,增设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教师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担任。1863年开设上海方言馆,1864年开设广州同文馆,随上述各馆的成立,教学内容也不断增加,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到1872年1月,还由外国医生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学员招收14—15岁的满蒙汉等各族青少年,学习3—5年或8年,毕业后分配工作。
  另一类是工业技术学校。1866年开设福建船政学堂,为马尾造船厂附设学校。第一期招收一百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没落地主绅士家的子弟,许诺毕业以后可到绿营水师任官职,或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课程也比外语学校大为增加,除外语、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等基本理论外,还有蒸汽机原理、轮船制造、轮船设计、航海理论(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并要求学生用少许时间到工厂协助装配机器零件等实习活动。此外还必须学习《圣谕广训》、《孝经》和策论等政治思想道德课程。1874年中日益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及监督施工” 。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翻译过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天演论》的严复;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此外,1867年又开办上海机器学堂,1879年开办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开办上海电报学堂,1892年开办湖北矿物局附设矿业学堂,1894年开办天津医学堂,等等。培养出一批工程师、医生和技术人才。
  还有一类是军事学校。1881年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又称北洋水师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用英文教学,招收13—17岁“良家子弟”,5年毕业,学习课程有英语、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力学)、天文、地舆、测量等。1888年已有学生120人。“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国海军不少将领,都曾在该校毕业” 。1885年成立天津武备学堂,为我国最早的一所近代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有学生100余人,第二年学生增至280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学习课程“一方面研究西洋作战指挥、营务管理、枪炮使用、工事构筑及布阵分合攻守等各种实用战术理论,另一方面到部队实习,演示枪炮阵势及构筑工事,操练马步炮队的各种技术和战术” ,学制一年,先后共开办了15年。1886年成立江南水师学堂,“在校学生,不但中西文武课兼习,还得升桅泅水,习风涛施放枪炮、水雷”,“汉文教习则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 。此外,还先后成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威海海军学堂(1890年)、江南陆师学堂(1895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以及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各省纷纷成立武备学堂,各种军事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和技术人才,包括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将领,如朱德,就是二十世纪初毕业于这类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洋务派领袖人物进一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三级学堂,即州府县学、省学、京师大学。1898年清政府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1年通令全国将书院改为学堂。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此外,还设立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优等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等。据统计,1907年全国各类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约一百零二万四千人;1909年学堂为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七十人;1912年增至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15年达四百二十九万四千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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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3)
此外,还分批外派留学生。1872年8月,有30名学童赴美学习,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向国外派的留学生,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1873年和1875年又派两批人留学美国,每批30人。最初的留学生活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攻击留学生“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使清政府赴留美学生一度中断,到1918年,留美学生为1124人 。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6年派7名青年军官赴法国学习军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1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直到辛亥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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