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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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成为“理论权威”还有一个重要历史条件，那就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左”的错误政治倾向的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于长期搞情报工作，又有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使得他对“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非常会搞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康生的这些本事，在我党的左倾错误发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他的罪恶行径又对党的左倾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有些人总是借口“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赞成“百家争鸣”，一提起“百家争鸣”就惶惶然，担心“自由化泛滥”、天下大乱，进而亡党亡国。“百家争鸣”是否会造成如此局面，如此可怕呢？从这个视角重温一下1957年“大鸣大放”中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情况，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社会科学界是“右派言论”的“重灾区”，也是批判的重点。近些年，我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翻阅这方面的“右派言论”，心里总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右派言论”，当年不因触犯“政治禁区”而遭批判和封杀，我们的社会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7）
事例之一：《钱伟长等五人联名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对于有关
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217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摘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
遭废除，或不成为独立学科，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
很多转业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
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
有关资料尽（应为提）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
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
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些意见确实是涉及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方针、政策的“政治问题”，涉及对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态度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意见在当年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能为领导者接受和采纳，或者部分的接受和采纳，后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事例之二：吴景超：《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18摘录：
“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的必要”，“社
会学中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
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犯罪学部分，……研
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这一看法，当时遭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批驳，认为是：“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这一公案直到28年以后才得以平反。1979年3月，有60余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就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需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研究社会问题是否就会给社会主义抹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会一致认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具体研究”，“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生活就变成了由有问题的社会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照样有它的问题，还有劳动问题、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等问题”219。如果当年不把这种看法当成“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问题一棍子打死，我们对社会学的正确认识和态度会迟到28年吗？
事例之三：陈振汉、巫宝三等6位经济学家发表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220，更是直接触犯某些“禁区”。他们说：
“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并
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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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8）
搬运苏联的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
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
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
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
‘精神实质’”。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
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
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
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
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
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陈振汉等人的意见，涉及到“指导思想”和“学习苏联”的基本政策，也涉及现行的经济制度，自然遭到一片反击声。如说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他们的话“毫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是“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对照前些年“实践标准”的讨论和“姓资姓社”的争论，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不是整整朝前了几十年吗。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朝前性，因为“朝前”，才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也正因为“朝前”，往往触犯某些现行的神圣的“禁区”，容易遭遇孤立，容易受到指正非难和打击。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百家争鸣中还有些意见，更是直接涉及“政治禁区”，如我看过一本《右派论点选辑》，其中就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们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共产党不是依据经济规律领导国家建设”，“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仅是手段”，“我国目前选举方式不民主”，“全民的财产虽然也有我一份，但却是被冻结了的财产，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支配它的主权”，“已经发表的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万一领导者错了，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式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如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愈尖锐，即其例也”221。这些言论究竟是“右派言论”还是正确言论，今天已不说自明。问题是它们在当时确是闯入了非常敏感的“政治禁区”，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它们当时仍是错误的、反动的呢。
我举出上述事例，并不是想鼓吹社会科学非要“闯禁区”，和“政治”对着干，更不是反对“与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而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现象，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的关系问题，仅仅说要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是不够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多少年不是一直这样说吗？）。不少情况下，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学术总是多多少少会关联政治，甚至有的就直接涉及政治。
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怎样看待政治？政治问题是否一律不许讨论，不许争鸣，对于学术研究，它是不许涉足的禁区？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篇文章从我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状况角度，讲了很好的见解，今天仍不失其针对性，本书愿把这篇文章摘录于此，与读者共飨。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是很长时期相当流行
的一种说法。在政治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
。。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9）
君闭口”。
在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莫谈国事”并不奇怪。在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
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物；公民
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
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
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
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有关领导部门作出决断后，就应
当执行；如果仍有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