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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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留学7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先任中学教员，后在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的教授。此后，又抱着“学术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筹办创立地质调查所，并任第一位所长，亲率地质调查队赴全国各地搞野外调查研究，开创中国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领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被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时期曾批评胡适“不谈政治”主张：“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32，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下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33。1922年5月，丁文江与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此后，丁文江又发表文章对“好人”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身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这在军阀当道、政治黑暗年代，虽对当局不无针砭作用，却根本无法实现。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讽丁文江、胡适等人：“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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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发表《人生观》讲演，鼓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为题反驳张君励的观点，接着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等人纷纷参加争论，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反映了维护封建主义与坚持民主主义的斗争，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国 人心理所做的可贵的努力。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和主将，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与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然而在具体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却片面夸大了感觉的作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既肯定了丁文江对张君励的批判，又指出这一批判的不足，“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丁在君（即丁文江）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励走的是一条路”35。
丁文江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所表现出的才华，引起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的重视，1926年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丁文江也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与陈陶遗、刘厚生一起成为为军阀孙传芳出谋划策的“三人团”。“想借机实验一回，然而一到里面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36，不久，丁文江辞职退出。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丁文江也为此事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避往大连。后来，由于宋子文的说和，才又重新容纳了他。一位熟悉丁文江的人这样评价说：“人多笑他迂阔。丁平生做事，与人接触，有争执时，语调直爽，有人说他是直道而行的”37。
翁文灏（1889—1971）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走的是“学者从政”之路。清朝末年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1912年回国参加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20余年，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我国的存在及其在我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地质理论问题，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等。他还创办清华大学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如杨钟健、谢家荣、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高振西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
翁文灏在《回顾往事》中说：“我……担任学术研究二十余年，后来加入蒋介石政权十余年”38。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网罗各方面人才，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作为专家受到约请。“蒋介石认定：翁文灏是一介热血书生，无论是其名气、才能，还是对政治的稚弱，都是可以利用的。而翁文灏却对人说，蒋介石虽是一介武夫，但有爱国守土的责任心，加之能礼贤下士，为此，他要放弃‘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原则，士为知己着死”39。1936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后期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春决定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寓居法国。1951年3月回国参加建设事业，任全国政协委员。
翁文灏在63岁时说的一番话，可以从中领略这位“学者从政”的科学家的人生感悟：“我错误的认为中国需要经济建设，我应尽我的心力，做我份内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总是于国有益的。那时我并不认识，在蒋政权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我自己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在抗日关系上，我见蒋偏重内战，投靠美国，极为痛惜，更加强我超政党的思想”；“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常处于“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尽管厌恶他们（国民党政府）的营私舞弊，说谎欺人，但模糊地还觉他们代表了中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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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5）
和欧美科技知识分子相比较，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明显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生长和工作于饱受侵略、欺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科学无国界，然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少有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而是以振兴民族为己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早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范旭东、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乃至后来的钱学森为代表的建国初期的一大批“海归派”学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说：“观乎我国工学界，则所发明者尚稀有所闻，其智力不若欧美，而司梯芬生、瓦特、弗兰克林、毛利之流，不能产生于中国耶？曰否”。他告戒青年科技人员，要“视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谅人心，皆我青年工学家所必守之道德也”41。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钱学森等一代人，他们都是怀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得知新中国成立，不顾威逼，不受利诱，经过千难万险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二，旧中国长期处于经济落后、贫穷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更具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许多人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的，资金不足，设备落后，并没有把他们难倒，而是因陋就简，利用现有条件，做出很大成绩。这一传统为后来搞“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功臣们所继承和发扬，在外国人严密封锁，基础工业落后，工作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惊人业绩。还必须看到，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尖端人才外，一般科学技术工作长期不被重视，一部分人学非所用，一部分人劳而无功，不少人的才能被埋没。这种状况，制约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才得以改观。
其三，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艰难的改革进程中，政治的风波，社会的动荡，几乎把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卷入进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们，一直处于主观上想远离政治，而客观上又离不开政治的矛盾之中，从而构成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之路。有的坚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能，有的抱着“学会数理化，谁来也不怕”的忐忑心理，有的为了科学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与统治者合作，有的面对白色恐怖，取代人文知识分子位置，成为民主斗士。美国人艾尔文·古得纳在其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书中，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如下分析：
“在招收大学教师受到政府严密控制的国家，如以色列，共产党
员及任何看来倾向共产党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被大学雇佣。所以，在中
东的某些地方，通常教师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对谨慎，而
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由于其‘独立性’，可能更多地公开表现他们的
激进。人们会记得切·格瓦拉是位医生，乔治·哈巴什也是，亚瑟·
阿拉法特曾作为工程师受过培训”42。
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1）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多数群众处于文盲状态，与知识分子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再加上各种党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这些历史条件使得列宁侧重以现实的###和党派斗争角度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大学……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43，“‘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学者’，属于‘绅士’，所以他对于人民是异己分子”44，“当代大学生有六个政治派别：反动派、漠不关心派、学院派、自由派、社会革命派和社会民主派”45。1905年4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第9条的发言》中警告全党，对参加革命党派的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警惕：“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基层组织是不能指靠的，但是对成千组织起来的工人却可以而且应该指靠”，“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46。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浓重的否定知识、仇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如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曾反映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被毁坏的情景：“农夫们把所有被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47。企业管理者都是不劳而获的“享福”者，甚至“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工人对技术专业工人们的充满恶意的斗争正在逐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