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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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于1919年—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公然打起反科学的旗帜。他抓住早期科学具有的机械唯物论的弱点，攻击科学论者把人类的精神也看做一种物质，从而取消了精神，导致“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他针对科学日新月异发展，“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的现象，污蔑科学使“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他认为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使得人“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总之，它把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归罪于科学，科学推动了物质的进步，也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许多灾难”。对“科学救国”主义的批判还来自极左的“革命者”，如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组织创办的《奋斗》旬刊，对科学也采取敌视态度，打起反对科学的旗帜。《奋斗》第6号（1920年4月20日出版）和第7号（1920年4月30日出版）连续刊登题为《革命与哲学》的文章，认为科学是知识，革命是本能，“我反科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科学精神，还够不上革命程度”，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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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2）
“科学救国”论还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恽代英于1923年12月发表《学术与救国》，1924年2月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等文章，针对“科学救国”论者的“唯科学主义”，排斥一切政治，甚至排斥一切社会科学的宣传，指出：“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他说，中国人也有谭根、厉汝燕、周厚坤等到国外学习了制造飞机的技术，可国内政治腐败，长期混乱，百业不兴，掌握飞机制造技术的专家又怎能发挥作用呢？针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的片面认识，认为社会科学只能搞破坏、不能搞建设的说法，恽代英指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他把社会比做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没有好的工厂管理，“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 。恽代英结论说：“我并不反对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世界上必须有种种色色的人，乃能成一个世界”，“不过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研究社会科学，进行社会的改革，才是救国之道 。
今天应该怎样评价“科学救国”主义呢？我认为，“科学救国”主义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肯定：其一，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下，大量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对其影响，胡适曾做过如下评价：“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其二，宣传了科学思想和爱国思想，著名科学家、当年“中国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茅以升说：“对当时青年一代，传播科学救国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对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不管谁掌握政权，人总要衣、食、住、行，生产是不能停止的。生产、科学技术、人才，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四，尽管“科学救国”主义有不少缺陷，如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排斥社会科学和政治，不认识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但“科学救国”做为一个口号，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复杂艰难的环境中，矢志努力，报效祖国的精神支柱。正如著名科学家茅以升谈到中国工程师学会精神时所指出：为“促进国家工业化”，“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
2、国粹主义与国学大师们的“复古”心态
国粹主义，是想通过“保存国粹”，即保存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的输入。鼓吹“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礼教”，“只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主要是指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等。国粹主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 ，即吸收外国的东西，要以我为主，加以认真的研究。国粹派最早是用“保存国粹”的形式，宣传排满复汉思想，宣传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其中的杰出人物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以后，皇帝被打倒了，国粹派的政治目的实现了，他们逐渐失去革命兴趣，由政治舞台退守学术殿堂，转化为政治上的保守者。他们对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新思潮的兴起，持批判态度。从具体主张上看，可分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从人也”；“第三派以为洲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 。
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有所不同，但有个共同点，都是对国学有深厚功底而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研究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早年系统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到国外学习，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立过汗马功劳。而辜鸿铭，则是青少年时代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有过广泛的接触和比较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又下苦工夫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倾倒。辜鸿铭被人称为“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的老先生。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3）
应当怎样认识国粹主义者普遍存在的这种矛盾状态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为理想国，满腔热情的引入中国时，资本主义社会悄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某些弊病进一步暴露出来，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动，引发了许多的思考。中国的国粹主义者刘师培，早在1908年就看到“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的“世界人类不平等之现象” ，并且认为“代议制政体久为他国所唾弃”，“议会政策，则定为万恶之源” 。1918年，梁启超曾和一批人赴欧洲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于是大声疾呼，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提出重新审查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问题，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是富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警示意义的。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粹主义者们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从更深的层次看，与他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自然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有位作家说过：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倾向于未来，而在感情上却倾向于过去。我想，这句话也应该适合于国粹主义者们。他们虽然一定程度的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感情深处却难于摆脱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章太炎为例，他曾广泛的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的经典文献，并且主张过工业化，然而却总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后来居然直接反对采取新式工业和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四惑论》中说：“人求进步，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窖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荻，鼓腹而游矣？”在他看来，搞科学，搞工业化，是自找麻烦，不如“樵苏耕荻”，凑凑合合不饿肚子，自由自在为好。
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国粹主义者的具体观点，如有人认为《大学》一书里的“生众，食寡，为疾，用舒”就是孔门经济学，陈独秀指出这一说法“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赞其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能包括？” 。李大钊则针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认识论角度指出：“历史的演进，常见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身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因此，对国粹主义的批评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如周作人在《罗素与国粹》一文中，竟然说：“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仅主张把古典书籍统统扔掉，还要把汉文和汉字废除掉。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巨川）为光绪年间举人，曾倾向于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杀方式“提倡中国的纲常各教，救济社会的堕落”，而轰动社会。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学和顺天中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动。1917年经蔡元培引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不久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亦引起社会轰动。梁漱溟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同情儒学，似乎倾向于旧派，但又不是旧派中的一员。梁自己曾讲过：“所谓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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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