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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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这些看法，显得肤浅而偏激。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许多人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现一片盲目乐观的情况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还算得颇为深刻。辜氏由对东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导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说，是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研究东方文明的途径，有着直接关系。辜鸿铭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回国以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上层社会，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书本上，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离开社会实际的调查，就书本谈书本，不能真正读懂书。在这个意义上说，辜鸿铭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对辜氏的评价，很值得后人参考：
辜氏于中国旧日之道德文化，其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
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
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然辜氏初非渊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3）
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考精神，
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卓见，亦系得之
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
傲睨一切，诙谐漫骂，放荡不恭，决非奉崇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
宜出，决不是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是故吾人之于辜氏，
毁之因属不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
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书被学术界称为“真知灼见和胡言谬说杂陈”，“国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发着国粹气” 。如何认识这种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于一体的现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主义是什么？国粹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国粹派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所谓“国粹”，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典、历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东西，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学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过国粹主义者把孔子视为学术派别，而不是宗教精神领袖，如刘师培所言：“自吾观之，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 。综观刘师培谈论国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学，也谈到《尚书》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仆役） ，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庄子》的“以君主为人民之仆役” 等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披着古人的服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甚至鼓吹“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的主张。然而既是披着古人的服装，也就自觉和不自觉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正因为如此，当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革命思潮兴起时，特别是反对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如有人连汉字也要废弃，刘师培等人怒愤之中转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辩护士、卫道者。
国粹主义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不少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并且是积极的宣传者。他们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为主加以研究。刘师培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习西方的同时，冷静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方面。如他指出：“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相役” 。刘师培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国粹主义毕竟是比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正是在这种矛盾、惶惑之中，无政府主义拨响了他的心弦，使他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努力鼓吹通过取消政府，而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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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4）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采取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采取名曰“阶级分析”实为贴标签的办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识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主张等各有不同，但做为知识的载体，这一点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方面，往往比其他诸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对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学者采取排斥态度，或拒之门外，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冯友兰回忆说：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
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
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
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
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对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认为“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其主导方面是为了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而决不是为旧思想、旧文化保留地盘 ”，即 “保新不保旧”；另一种认为 “‘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即 “主观上保旧也保新，客观上保新”；还有一种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即“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与师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和解说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呢？
他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2月10日）又说：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
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论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
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以大学之所以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
所及，持一孔之论”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表示：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
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
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
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侯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
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
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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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论表明：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只“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旧”，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