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故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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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以后，无论是张明楼还是马德全，有事就只通知严俊昌和严立学去公社，公社党委已经对他采取了组织措施，不仅免掉了他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连个队干也不是了。也就是说，在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中，再没他的事了。显然，他寻思了那一晚上的各种理由，再没有领导愿听他的申辩了。
刚开始，严宏昌很纳闷，也很恼火，但是他很快也就想通了，并且，颇有些自得其乐。不是么，在这之前，他躲还躲不赢呢，现在上边没人再找他，岂不更好，既然自己已经“削职为民”了，只要大家不愿并，他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站在大家前面；形势如此严峻，他必须比过去的态度更鲜明，才能给大家以勇气与信心。
可是，祸不单行。严宏昌被“削职为民”不久，父亲严家太就去世了。严宏昌在家是长子，又只有他成了家，办丧事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身上。他正为这发着愁，严俊昌挺身而出，以严家兄长的身份，更以生产队长的名义，领着全队所有的男人，都停下手里的事情，帮助严宏昌料理父亲的丧事。
严宏昌在外承包工程多年，积攒了三千多元，这在城里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年代，他这些钱是可以盖出三间像样的大瓦房的。住上大瓦房，一直是严宏昌的一个梦想。但是现在，为办好丧事，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由于有了严俊昌的鼎力相助，严宏昌把父亲的丧事办得相当隆重，轰动了四邻八乡。小岗村严俊昌和严宏昌堂兄弟二人亲如手足共献孝心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自然，丧礼隆重和热闹的代价是，严宏昌准备盖瓦房的3000多元花了个精光。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严宏昌的解释是：这是下人对上人必须要做的。村民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严宏昌要面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没有不透风的墙（4）
这样过了不少日子，忽然有一天，天刚亮，严宏昌还没起床呢，他家的门就被人有力地敲响了。当时，严宏昌很奇怪，谁这么早就上门了呢？
他眯眯瞪瞪地打开门一看，不觉吃了一惊：站在面前的，居然是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区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从全！
严宏昌忙问：“有什么事劳驾二位书记亲自跑来？”
林兴甫说：“你倒是心安理得呀，我们为啥来你真的不明白？”
原来，公社撤了严宏昌的职，找了几次严立学和严俊昌，要他们俩负责把小岗生产队已经分到户的田立即拢起来，二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可回去就是拢不起来。这才知道，当初小岗队包干到户是严宏昌牵的头，虽然公社不让他干队长了，大伙却还是听他的。严宏昌不松口，这事找谁也没用。再说大伙压根儿就不想再回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张明楼也没辙了，只有向板桥区委汇报。林兴甫和王从全当然知道小岗队的包干到户是曾经得到过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的，陈书记虽为这事作了检查，但到底事关重大，不能只靠强迫命令，更不能再搞“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于是二人跑了十多里的黑路，赶在严宏昌还没起床就上了门。
本来二人打算亲自登门，耐住性子说服严宏昌，好让他回心转意，却不料，二位区委领导的到来，正好给了严宏昌一个申诉的机会，他一夜没合眼想到的那些话，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他说：“分田到户，不能因为它在安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再搞，就认定是倒退。我们包干到户是进步，还是倒退，客观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不是能把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你们也应该做个调查。”
他说：“虽然把田分到户了，这并不等于小岗人就只要小家不顾大家了，我们会首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再说小岗人这样干也不用再愁到处去讨饭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的二十年中间，你们能够想到的办法不是也都试过了：学习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啥招数没使过？结果呢，社员一年忙到头，还是连穿衣吃饭都解决不了。为啥？就是全离开了农民切身的利益。历史上那一次分田到户，也只是让农民干了一年，中国就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为啥？就因为包产到户把生产的好坏和农民的实际利益绑在了一起，它让农民重新找回了对土地的感情！”
他说：“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实际上，这些自主权，我们一点没得到。现在仍然是‘有权的不搞生产，搞生产的没有权’，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机关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大胆实践。”
区委书记林兴甫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严宏昌的倾诉，这时他打断了严宏昌的话，说道：“既然中央文件一再强调，明令不许，咱就要自觉自愿地把已经分到各家各户的田地收回来才是。”
严宏昌马上说：“那我问一个问题。*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明知这是个能让农民增产增收又增贡献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让搞？不是要搞‘拨乱反正’吗？农民不懂大道理，只认实理，就信服小平的话，是猫，就要能逮老鼠！”
没有不透风的墙（5）
作为区委书记的林兴甫和王从全，毕竟不同于公社书记张明楼，二人见说服不了严宏昌，就让严宏昌再多想一想，改天再谈。
其实，从板桥到小岗，一来一去便有二十多华里的路，为动员严宏昌把小岗生产队分掉的田重新并起来，林、王二人竟来来回回跑了多趟。
最后一次来找严宏昌时，林兴甫感情复杂地望着严宏昌，说：“你就不要再跟我们申辩了，‘要想富，包到户；不到户，稳不住。’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这事的问题不在梨园公社，不在板桥区，不在凤阳县，也不在安徽省。”
林兴甫这时充满感情，更充满信赖地说道：“我和从全同志支持你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下情，让中央能知道中国的农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希望党中央能收回‘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两个不许’的成命。我们也想不通啊，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批‘两个凡是’，而‘两个不许’维护的正是‘两个凡是’。农民穷怕了，干部整怕了，现在是谈‘包’谈‘户’色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听着区委书记这番话，严宏昌傻住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些话竟是从林兴甫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十多天里，林书记来回跑了这么多趟，来说服他，动员他，原来竟只是在例行公事。
严宏昌的心中顿时奔涌起感激与崇敬之情，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此前，他对他们的一次次上门，是怀有敌意的，但是此刻，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一想，能够这样坦然地说出真心话，确实不容易，这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呀！当然，也许正是自己这种“一条巷子走到黑”，“杀头也要支持小岗人包干到户”的决心感染了他们，因而消解了官民之间心理上的块垒，赢得了信任，才出现了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
林兴甫这时把手伸向口袋，一边解释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块，从全同志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我们毕竟都还有一家老小要生活，但不管怎样讲，我和王书记决定拿出这一百块，算是帮你凑个路费。”
听林兴甫这么一说，严宏昌慌忙按住他拿钱包的手，激动地说：“钱，我不能要你的；有你们刚才那些话就行了！”
林兴甫临走时，有力地握着严宏昌的手，充满感情地望着严宏昌，没再说一句话。然后，就匆匆出门了。
送走区委书记林兴甫后，过了很久很久，严宏昌都难以平静下来。
打那以后，严宏昌就开始了上访。不过，他没有去北京，经费困难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他相信，小岗人是能凑齐这笔路费的，问题是这样做惊动太大，说不定会给暗中支持自己的县区领导惹来意外的麻烦。更主要的是，他最想去找的其实是*，可*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与其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北京乱撞，不如写信，更让他感到踏实。
于是，他就把小岗人为什么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以来出现的喜人情景，小岗人为什么不愿再回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岗人今天强烈的吁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来。
信写好之后，他一式两份，分别寄往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
他担心这种“人民来信”会被本县的邮局扣压，每次都跑到嘉山县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这样，隔几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后后寄出了几十封。他想，寄了这么多，总该有一封两封能转到中央领导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削职为民”（1）
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在听取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时，万里忍不住打断陈的话，首先询问：
“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于是解释说：“按照省委‘六条’规定的精神，我们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听到这里，万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赞许地说：“好啊，概括得好！这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听就记住了，既形象又生动。”
其实，陈庭元这是受到了小岗村“包干到户”办法的启发。很显然，“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严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比如，“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