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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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但是很多坏艺术、伪艺术、被恶毒的欲望或权势弄出来的所谓艺术（姑且称之为“艺术”吧，因为照理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艺术），不也可以打着无视任何伦理的梦想之旗而泛滥了吗？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就先把艺术套上伦理的枷锁，因为套上了好的固然一时高兴，但同时却为给它套上坏的开了方便之门，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套上任何枷锁，因为它是人间最后（和最终）的一块自由保留地。为了这块自由保留地上不断地长出美好的未来，我们得冒它也不断长出坏东西的风险。切不可因害怕做噩梦，就干脆放弃梦想的权利；而放弃梦想权利的方式，通常就是拿某种伦理来限定梦想。梦想一经被限定，就不是梦想了，梦想恰是在被限定的那一刻被放弃的。
⑩ 说到具体的那个诗人，肯定，他要是活着他必须要像任何杀人犯一样被绳之以法，他死了，他也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的诗和小说，依我看还是好作品，万不可因人废言。再者，怎么看这件事，也有一个伦理态度和艺术态度之分。伦理（或法律）态度是确定的，不容有丝毫弹性，但艺术态度可以各种各样。艺术态度其实已经与那个诗人或杀人犯无关了，就像福克纳与“爱米丽”无关，只与《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有关。我相信，若真有“爱米丽”其人，福克纳绝不会不认为她是一个杀人犯。但当福克纳写这篇名作时，主要不是想写（当然更不是赞美）一个杀人犯。所以不能以伦理的态度看这篇小说，而必须以艺术的态度去看它。艺术家福克纳不能独立于伦理，艺术品《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是独立于伦理的，而福克纳借这小说所希冀的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准则，而是比准则更为辽阔的梦想或思考。这梦想或思考之辽阔，大约是无限的，因为任何时候伦理都比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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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LR兄（3）
本想简单地回封信，谁想就这么又长又枯燥了。
近日北京文坛上有些人发起了一场所谓“抵抗投降”的战斗，听说了吗？把你我的名字也写进了“抵抗”大营。此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人家把我编队之后我才听说。此事的因由我还不太了解，不敢妄论。但是我想文学不必竖旗，尤其不要分拨排队。至少我是不想站队的，我们从小就站队，站腻了，而且每每效果也坏。我赞成“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理由是，研究问题并无损于高明的主义，而旗幡障目倒要把问题搞乱。文学也不要中心，文学适合在边缘。就便真有中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强造不得。
新近进口的美国片《阿甘正传》看了吗？真好。“阿甘”的逃跑哲学很妙。比如文学，与其总向中心追，莫如常往边缘逃。
前些天美术馆又有“巴尔蒂斯画展”，去看时左寻右找，想再碰上你们两口子。不知你们是否又千里迢迢来看过了。画虽不多，也是真好。
问全家！
铁生
1995年7月19日
。。
6给柳青（1）
柳青：您好！
来信收到已久，本该早给您回信的，但总想就您对《务虚笔记》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所以一直耽搁着。
可现在又觉得，要在一封信中说清楚，未必容易。试试看吧。但这绝不是说《务虚笔记》（以下简称《务》）有多么高明，只是说它有点特别，甚至让人难于接受。让人难于接受的原因，当然不都是它的特别所致，还因为它确实存在很多缺陷。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读者，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这恰恰说明，法律需要共同遵守，而信仰是个人的自由。
《务》正在国内印第二版，这已经超出我的意料。读者大约是根据对我以前作品的印象而买这本书的，我估计很多人会有上当的感觉。对此我真是有点抱歉，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我还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为了卖，另一些更是为了写——这是陈述，不包含价值褒贬。就比如爱情的成败，并不根据婚姻的落实与否来鉴定。
您在信中说，“C的穿插可以舍去……没有自传体味道，使它脱胎而独立，更显得成熟”。──就从这儿说起吧。
在我想来，人们完全可以把《务虚笔记》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事件。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泾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或事件记述，后者却是时空、事件乃至诸人物在此一心魂中混淆的印象。而其混淆所以会是这样而非那样，则是此一心魂的证明。故此长篇亦可名曰“心魂自传”。我相信一位先哲（忘记是谁了）说过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其实都不过是在写他自己。因而我在《务》中直言道：
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不认为作家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所以我放弃塑造丰满的他人之企图。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他人，不可能跟随任何他人自始至终。我经过他们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从一个角度张望他们，在一个片刻与他们交谈，在某个地点同他们接近，然后与他们长久地分离，或者忘记他们或者对他们留有印象。但，印象里的并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真确的我的种种心绪。
我不可能走进他们的心魂，是他们铺开了我的心路。如果……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刻我常常会想起他们，那就是我试图在理解他们，那时他们就更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我真确的思想。……在我一生中的很多时刻如果我想起他们并且想像他们的继续，那时他们就只是我真确的希望与迷茫。他们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他们构成着我创造着我，并不是我在塑造他们。
我不能塑造他们，我是被他们塑造的。但我并不是他们的相加，我是他们的混淆，他们混淆而成为——我。在我之中，他们相互随机地连接、重叠、混淆，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我就是那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抑或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我经常，甚至每时每刻，都像一个临终时的清醒的老人，发现一切昨天都在眼前消逝了，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它们变成印象却全都住进了我的心灵。而且住进心灵的，并不比逃出大脑的少，因为它们在那儿编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
——《务》136节
这就是我以为可以把《务》看做自传体小说的理由，及这一种自传的逻辑。
6给柳青（2）
所以，有关C的章节是不能删除的。因为C并不是一个我要塑造或描写的人物，而应看做是这一份心魂历史的C部分。C的其他方面在这篇小说中是不重要的，只有以C为标志的残疾与爱情的紧密相关，才是这一心魂历史不可或缺的。而C的其他路途，亦可由Z、L甚至O、N等此书中出现的其他角色（即此一心魂的其他部分）来填补、联想，甚至混淆为一谈──这是允许的，但非一定的。一定的仅仅是：这诸多部分，混淆、重叠而成就了我的全部心路。
如果有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我不会反对。残疾（残缺）与爱情──尤其是它们以C为标志如此地紧密相关，我甚至相信这是生命的寓言，或是生命所固有的遗传密码，在所有人的心里和处境中都布散着它们的消息。从我们一出生，一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同类之群，我们就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差别、隔离和惧怕，同时生出了爱的欲望。——这就是“我”与画家Z从童年时，便由“一座美丽的房子”和“一个可怕的孩子”所听到的消息。这消息不断流传，不断演变，直至诗人L的日记被人贴在了墙上，和他未来在性爱中的迷惑；直至WR的童言无忌与流放边陲；直至O的等待，及其梦想的破灭；直至F医生的眺望、深藏的痛苦与梦中的供奉；直至Z的叔叔晚年重归葵林；直至一个叛徒的生不如死的残酷处境，和她永生永世的期盼……这一切都携带着那种美丽并那种可怕的消息。因而这一切（无论是更为个体化的，还是更为社会化的）都发端于、也结束于生命最初的那个密码：残疾（残缺）与爱情。
就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因此我们倾向与他者沟通、亲和。而他者之为他者，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于是我们更加地期盼着团聚——我需要你，需要他者，一个心魂需要与另外的心魂相融合。而这，证明了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他者，但却从他者审视的目光里发现自己是如此地残缺。我们试图弥补残缺，以期赢得他者的垂青或收纳，但我们又发现这弥补不可能不求助于他者，因为只有在他者同样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残缺才可获弥补。甘地说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爱亦如此，爱可以视为和平的根源，那不是一种可期捕获之物，是方法，是关系。爱的艰难与祈盼，简直是千古的轮回或重演！原来残缺和爱情是互为因果的。一切心魂的福乐与危惧中都携带了这样的消息。而这消息，在C的处境中（或我之C的思绪里）尤显昭彰。
我并不想写一个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差不多已经被写滥了。我是要写，恰是人之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恰是性的残疾或沉沦，使爱情与单纯的性欲明显区分，使爱情大于性欲的部分得以昭彰。是人对残缺的意识，把性炼造成了爱的语言，把性爱演成心魂相互团聚的仪式。只有这样，当赤裸的自由不仅在于肉体而更在于心魂的时刻，残疾或沉沦了的性才复活了，才找到了激情的本源，才在上帝曾经赋予了它而后又禁闭了它的地方、以非技术而是艺术的方式，重归乐园。为此应该感恩于上帝，也感恩于魔鬼，亦即感恩于爱也感恩于残缺。当残疾降临之时，以至其后很多年，我绝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这样说。而当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时，我真是由衷地感动。
有人说，父母之爱比性爱更无私更纯洁，我实在不能同意。父母对儿女的爱固然伟大，但那并不触及爱的本质，因为其中缺少了他者。父母爱儿女，其实是爱着自己的一部分。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即自我的残缺中，爱的真意才显现。当有一天，父母对儿女说“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想那是应该庆祝的，因为那时父母已视儿女为平等的他者了。但是多么有意思呵，如果在恋人之间忽然要特特地强调“我们是朋友”，这却值得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