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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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蒙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四人帮”已经失势了两年，邓小平已经恢复了名誉与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唤醒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等待着中国的改弦更张，都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国在积累民心民气，中国在积累思考与决心，中国在积累全民族的对于要改革要发展要结束乱局的共识。同时又是“文革”造成的千疮百孔，天怒人怨，沉冤似海，问题如山，历史任务鲜明而又艰巨，历史在呼唤巨人与巨变。
人人在等待。人人在打探虚实、在发表见解、在有所期望，却又不无忧戚与顾忌。交头接耳与问询打探也是民意，民意如天，民心即是天心，民心不可侮不可欺，历史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我在这一年开始在《人民文学》与广东《作品》上发表了小说创作。我在这一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到北戴河改稿。我这一年恢复了与许多文学界的领导与前辈、文友的书信往来。我在这一年应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安排参加了十次团代会的采访报道工作。我在这一年与有关领导已尽钙鹆烁谋�1958年划成“右派”的历史结论与调回北京的事。尤其是，我在这一年的11月， 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为一系列文学作品正名平反的新侨饭店大会，我的找了不少“麻烦”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堂而皇之地得到了浴聪胍膊桓蚁氲幕钠兰邸�
将心比心，我对一些老同志与社会各代表人物的1978年回忆特别觉得亲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民族那时是这样的泪流在一起，心跳在一起，劲使在一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这个转折点，想起了这一个年头，想起了邓小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的丰功伟绩，想起了人民的终将胜利，终于胜利。却浴次颐谴诱庋钠鸬闵弦丫…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国的面貌已尽廊灰恍拢≌獗臼榭筛杩善筛锌商荆扇傻悖珊艨尚ィЫ袼嘉簦锌抵２蝗菀籽健�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与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
我们应该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贤先烈，对得起风云激荡的1978年与此后的30年，我们一定会把今后的事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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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尽朔缭票浠玫�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尽鞘觯匪菡巍⒕…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人们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在1978年横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横截面是怎样的一幅风景？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尽崾侥辏行┦虑橐丫…明显变化，有的事情还没有变。人们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预见历史将在这一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市当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与毛泽东的个人功过？
如何认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两个凡是”问题？
率先为“###”平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长达十几年的“学习”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开始恢复工作？
国门初开，面对东西方的客人，我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印矗肿急赣檬裁囱姆绞阶叱鋈ィ�
文艺界开始复苏，传统剧目、伤痕文学，又是怎样呈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学、要就业，北京市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十位当年在岗的北京市中上层领导，他们分属宣传、公安、外交、尽谩⒔逃⑽囊铡⑸缁岬雀鞲霾棵拧Ｗ魑诙嘀卮罄肥录那桌撸庑┝钊俗鹁吹睦险呓歉髯郧桌⑶孜拧⑶准睦菲魏廖薇Ａ舻爻史睿翘钩隙媸档幕卮鸨砻鳎磺薪杂邢日祝笞淼乃枷氡尘昂腿褐诨∫丫…具备。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年，命运开始转变
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当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发生时，大时代下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印诱飧鲎洹�
1978年，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肌难钗鞴猓凇罢胬肀曜即筇致邸薄ⅰ�###”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错划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足勇气来到作为“党员之家”的中组部。
1978年，农学家杨显东来到山西大寨，决心顶住压力揭开大寨盖子。
1978年，作为首批中国公派留学生，裴定一赴美留学。
1978年，在长安街上刷为“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平反！”大标语的李冬民仍在狱中。
1978年，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
1978年，陈景润成为全民偶像。
1978年，监狱中的张扬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机。
1978年，高考恢复，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学生”黄帅正在准备高考。
对这些人来说，1978年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转变？他们有过什么故事？后来又遭遇了什么？我选择并简要记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尽Ｋ堑背趸蛘呤恰 八娜税铩钡摹昂烊恕保蛘呤恰坝遗伞薄ⅰ胺锤锩肿印保蛘呤遣宥又唷⒈耪绞浚踔痢肮丰套印薄ⅰ昂谖謇唷薄… 蘼鬯堑木…历有多么不同，他们的人生确实是从1978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978年，大转折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是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年，旧时代的告别不是遽然转身，而是逐渐隐退；新时代的来临不是骤然降临，而是酝酿生发。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尽锰逑道砺鄣�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因此，书中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访谈和记述，我没有作过多修饰，只是平实记录并补充史料，目的是尽可能保存和重现部分历史面貌。希望读者能从这样一个真实的视角看到一些事实，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个时代的跃动。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较多，必有纰漏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苏峰
2008年6月于团结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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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1）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贯彻不力”的北京市
苏峰（以下简称苏）：从社科院调您来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说的？
刘导生（以下简称刘）：时间是1978年12月。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选！�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尽欢问奔涞奶致郏搅�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印凰…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