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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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4)
陈布雷在为蒋介石写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稿中还是倾注了一股爱国之心的,而且将世界上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篇文字在抗战中是他第二篇杰作了。
自此,中、美、英三国在远东一致对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2年4月10日日记载:“……为蒋夫人修改《新中国之成立》译文,译文译者笔墨故作缭绕,又不能忠实达意,见其英文根底似不佳,故每次修改极费力……”这是陈布雷附带谈到对译者文字的看法。蒋介石与史迪威10日日记中又记:“……七时,委员长自缅甸前线归,即往官邸谒见谈十分钟归,委员长此行至腊戍、曼德里,九日回昆明,行期共6天,晚餐后,俞国华君来谈缅军事情况,孔先生函呈英方所拟五千万磅借约草案,即为呈送之……”可是到了1942年夏秋,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却极为不满起来,所以在1942年6月28日,陈布雷的日记中就明显反映出来,“……委员长约往谈话,命拟致罗斯福一函,口授要点约二千余言,随听随笔记于小册,凡一小时毕事,右腕为之酸痛异常,委员长今日之神志对于美国至为不满,历述其追随英国,甘心为英国所左右,而不能独立自主之决定政策战略之错误,尤侧重于批评‘先德后日’之战略,以为长此不改,美国将永远处于两洋作战,而应付之被动境遇,非唯不智,亦亦可危,又述及美国供应我空军,不及所要求者十分之一,而已经决定运华之飞机,尚欲应英国要求而移用,此非责其不应漠视中国,至此盖闻美国拨至中国战场之第四十大队空军,忽复他调而发也,此函复杂而难达意,午餐后以二小时之力写成,略改其语气轻重,而已未能多所修正,以委员长甚坚持也……”7月4日,陈布雷日记中记载的更加明显了,“……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稿不发,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激刺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耳……”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史迪威欲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史迪威是轻视蒋介石的,且亲共,蒋介石当然不满,与美国关系有点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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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1)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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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