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纵观我受过的正规教育，除了居住在菲律宾群岛的两年时间里学习了一些塔加拉族语短语外（其中的那些短语平时没有被重复过），我还没有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在全部任务期间，我在“和平”号上只能说俄语，与任务控制有关的事宜只能与莫斯科而不是休斯顿进行联系。
因此学习俄语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没能掌握一门外国语言，我经常有一种内疚感和惰性，我不是一名利己主义的美国人。我的姐姐凯琳，在她上中学毕业时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辞，在密歇根大学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都是A等生，在中学教授法语和西班牙语。当我告诉她我将要承担的任务时，她告诉我，对于她来说，学习语言看起来很自然。“杰瑞，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有学语言的天赋，你会做好的”，她向我保证。她告诉我俄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当我到达由军队管制的国防语言学院时，在雾气中，蒙特雷半岛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学院靠近半岛基地，并且座落于半山腰，从这里可俯瞰Steinbecks Cannery Row，学院的建筑物色彩很杂乱。一些红砖屋顶的宏伟的西班牙类型的建筑物座落于半山腰。随后的一排新式建筑物是灰色的，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是非常常见的。最下面的一排是淡黄色的教室，是50年代标准式的兵营，井然有序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
在冷战的全盛时期，在国防语言学院俄语系是最大的系。冷战结束后，它的规模逐步缩小，现在还不到原来规模的一半，留下的教师们，对他们的工作热情不高，但却对能为美国宇航局工作而感到高兴。
首先签订了议定书。在混凝土结构的单身军官公寓，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难眠夜之后，早上7点，我到DLI军校校长的办公室报到。我受到一名严厉的，胸围宽大的其姓不发音但以许多“skis”音结束的陆军上校的欢迎。他看起来更适合在前东德率领一支坦克队，而不适合在阳光充足的加利福尼亚州授课。带着浓厚口音的陆军上校告诉我，从1940年起，学校就开始培训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为提高学生的能力已经开设了许多课程。基于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试验，他们发现熟练掌握法语或西班牙语需要六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日语或汉语全心投入则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他强调说学语言没有捷径可走。学俄语比学习罗曼斯语更困难，但比学东方语言较容易。俄语要求一年半的强化学习，他反复说学习语言没有捷径。
然后，他从桌子后站起来，像站立姿势一样。他从没提供一个座位，因此我一直站着。可是当他站起来时，我肩膀后挺，同时收腹，更像他的姿势，他紧握我的手，使我感到骨头都快碎了，他面色严肃的告诉我：“利宁杰海军中校，祝你好运，希望你在五周的时间里能学好俄语。”
我几乎请求允许把别的事抛向一边，我在海军学院学到的一些习惯用语，现在仅用点头，转身以及离开代替。我下山漫步到教室，已经对俄语是一门好学的语言而开始怀疑。
我遇到一个难题，从现在到飞行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除了学习俄语外，我还要掌握“和平”号空间站系统、联盟号飞船以及为这次任务所制订的美国科学计划。同时，我还要穿着俄罗斯的太空服练习太空行走，作为到俄罗斯空间站上进行太空行走的第一名美国宇航员，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在美国宇航局的一些人认为，我不仅聪明而且受过训练。尽管对其他人来说学习俄语需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由于所剩时间与时间表不合适，美国国家宇航局很可能忽略了DLI 50年来教授一门外语时的经验，并且指定我的时间安排去适应先前制定的时间表。
尽管听了我姐姐的一些鼓励的话，我感到自己在学习语言时并没有天赋。我结巴地通过了西里尔字母的入门期，伴随着有点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师的一节节语言课，（有些天是一名正常人，其余时间几乎成了一名癫狂者，对我大喊大叫，感谢上帝，完全是一名不可理解的俄罗斯人。喂，他用枪逼着我，使我能够在五周内学好俄语，这使我不时感到惊慌），我很快想到我将向我的基因挑战。五周后，我打好包，说着zdrastvutye（您好）和dosvedanye（再见），我仅能自信地用
俄语说您好和再见两个单词，在蒙特雷海滨边听着雾幕中海豹们的咆哮，向积雪的莫斯科奔去。
4。在星城居住（上）
尽管生活在此看来起来并不容易，尽管有俯冲轰炸似的蚊子，尽管杂货店有空的货架，尽管一些俄罗斯人对我们所表现的矛盾心理，我和凯瑟琳在星城还是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星城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自从60年代以来，成为俄罗斯宇航员的训练基地。它座落于莫斯科东北30里的树林里，由克格勃哨兵巡逻，以前是绝密的军事基地，直到最近，才在俄罗斯的地图上明确标出其方位。所有的电话都有人窃听，现在大部分仍是这样。星城居民在基地生活和工作。九层公寓大楼挤得满满的，一个房间容纳四到六人不等，整个基地由位于中心的炉子供热，远离中心的建筑物则采用汽暖方式供热。为了节省钱，直到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才开始供暖，其理论依据是，人们能够忍受几周的寒冷。在夏季，为了节省星城的燃料费用，对居民的热水供应也会被迫中断几周。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很适合作为“和平”号空间站的训练基地，我在此几乎五个月没洗过澡。
居民依靠大约六个商店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资料。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大约与美国小城市IGA的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差不多，但仅有其大约十分之一的储存商品。农产品不是呈柱状堆放，而是在货架上水平铺开，这样看起来货架不是太空。面包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每个售价25美分，自己用包带走，伏特加酒的销量也很好。有围墙的大院完全是自我包容的。所有的东西都离得不太远。
直到最近，俄国人才认为居住在星城是很幸运的。宇航员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星城是俄罗斯的一个陈列馆。在此居住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比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都好。军队是优先保证的对象，首先确保的是用在食品、酒类以及衣服上的钱。在俄罗斯，随着经济条件逐渐恶化，保留的面包首先由军队送到像星城这样的地方。
但是，形势变化得太迅速了，在莫斯科，随着政局的改变和私营企业的出现，许多星城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军官的配偶以及小孩——被迫开始第二职业工作，他（她）们登上围地大门外的拥挤的火车，乘车到莫斯科去。随着军事影响的弱化，在莫斯科商店现在有更多的存货。居住在星城没有什么优越感，许多人反而觉得这儿像陷阱一样。居民没有钱去购买或租赁别处的公寓，他们仍坚持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里。由于公寓与工作的性质有关，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再改行。不满的并且没有动力的工作者们吃力地工作，经常在间隔几个月后才得到他们不足的报酬。
在俄罗斯人看来甚至宇航员的工作，也不再充满敬畏和崇敬，更不用说关心他们过去获得的与工作性质有关的工资和额外补贴了。尽管这些情况可能从一些人的解释中得到启发，普通的俄罗斯人关心获取餐桌上的面包的程度超过关心宇航员们将去做什么。宣传政府新闻的报纸——真理报——不再压制新闻自由，暴发户的报纸也不再鼓吹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成功，也不试图隐瞒失败了，事实上，新闻工作者们很快知道刊登有关坏新闻的报纸的销售情况更好。
特别在青年人当中，许多人并不对他们国家的空间计划感到自豪并且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收入较高的新富人（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我敢说，俄罗斯黑手党成员是富人中最富有的人），经常认为俄罗斯空间计划是一个经济负担，从而不可能再公平对待它。
然而，我敢肯定，从工业技术附带利益方面考虑，我们美国的空间计划的收入超过它自身的投资。也为我们大家提供的鼓舞超过了到认为舒适的地方去工作并且接受改变，对没解决温饱的人来说争论这个问题是有点困难。在新千年到来前的有限时间里，这些人的技能需要提高到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在1995年1月，我和凯瑟琳来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从休斯顿经过18个小时漫长的飞行。天气阴沉的像洞穴一样，与其说是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口不如说是古拉格（俄罗斯集中营），对于疲倦的游客来说，歇列梅切伏是个不令人高兴的地方。站在看起来三队中最短的一队人员面前，面对着海关关员，我数到面前的40人时，由于感到太失望，而不愿继续往下数。
盯着航道，我看到拿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站在海关哨岗上。士兵们统一着灰绿色制服，穿着直没膝盖的大的黑色防雪靴。单调的制服上点缀着共产主义的徽章：红星，斧头和镰刀。
看起来士兵不喜欢新世界的格局，决定公然反对新俄罗斯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旗，以及双鹰盾形的自由徽章。
当我的美国海军军官身份证塞在口袋里时，我感到好像站在人群里执行任务。我抬头向黑色的天花板望去，注意到仅有五六支灯泡在亮着，每只灯泡没有被固定。我紧握凯瑟琳的手，试图使她平静，两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护照，一个面无表情的海关调查员给我们盖章，然后我们站在另一队里等候了一小时，为我们丢失的行李挂失。
欢迎来到俄罗斯。
后来我们了解到，有美国官方通行证的美国人的行李在这里经常丢失。有些人很仔细地拿走它，然后在第二天，由于有“夜间保管行李”的服务而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付费，否则你将不会再看到你的内衣。在随后的旅程中，我们进出歇列梅切伏机场经常会受到相似的或更糟的待遇。
事实上，为了通行，我曾经被迫付200美元的“惩罚费”，一名穿着不合体的男子（不是穿着调查员的制服）告诉我，我的签证上的印章盖得位置不太对，这需要花200美元来修改。
他们否认这样的事实：是俄罗斯海关调查员首先往签证上盖戳的。
我解释我是为了合作的空间飞行计划而来此训练的美国宇航员，“200美元”的收费依旧没有减少。星城俄罗斯将军通过电话呼吁这件事，机场工作人员也对此置之不理。显然，机场的运作不受军队的控制。即使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通过电话直接与调查员解释，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的行为显然不是政府所允许的，他根本不理他们，他想得到200美元，他告诉我，你可以用信用卡付罚款。
离开前的两分钟，我感到特别气愤，但没有办法。我做了让步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匆忙地被带到一个黑房间，这里有四五名黑手党成员或者先前的克格勃成员或者其他什么人接受我的用信用卡付的被勒索的钱。这是些长得高大，表情多疑的人，看起来都有把我带出去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人，手提电视摄像机，径直走到在机场的某些人旁边，告诉他或她可以登机了。
这次事件促使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俄罗斯想加入文明世界，他们最好平等地对待在他们国家的西方客人。我对这封信能否产生影响表示怀疑。
4。在星城居住（中）
最后我们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