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74师在陕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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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抗捐军很快发展到100余人。1936年5月抗捐军编入红74师，汪本善为营长（红军北上时，汪因病留下）。
1936年3月19日，红74师700余人，再次转战到东江口，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0天。期间，师部接到了由红25军手枪团程福才从陕北送来的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一封信。特委分析了当地政治形势和群众思想状况，认为东江口地区群众基础好，有利于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决定建立东江口地方政权，组织武装农民。3月20日，在离东江口30里的高桥村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江口乡农民协会。选举胡贤九为主席、储德忠为书记、马德宽、付天降、秦文典、闫老三为委员；张方珍为妇女主席、付天正、常天录、林大银、秦文星、吴昌贵、蒋隆华、高兴才等为委员的妇女会。江口农民协会下辖25个自然村，贫苦农民大多入了会。农协会协助部队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政策；宣传农协会任务，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和抗捐、抗税、抗丁斗争。红军离开东江口时，独立一团司务长汪良安因病留下，一面治病，一面协助农会工作。后因地主张泰民不交农会征款被罚后，向国民党江口区保安常备队告密，汪良安被捕。经农协会多方营救无效，1937年3月，汪良安被杀害。农协会被迫停止活动。
以宋登贤为首的群众为进行抗捐税和防匪自卫而组织的自发性农民武装──江口“神团”在红军的教育和帮助下，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到穷人要翻身，只有跟共产党走，投奔红军才有出路，积极要求接受红军的改编。1936年4月，红74师给了他们一批枪支，指示他们在天子峪口一带发展力量，开展游击活动。按照师首长的指示，“神团”在宁陕、长安、蓝田、户县、周至等地秘密联络，发展力量，为红军筹集粮草和军需物资。到6月，组建起一支由200余人发展到400余人的游击队伍。10月，红74师将“神团”更名为抗捐军。12月，抗捐军正式改编为红74师补充团，任命宋登贤为团长。
五、宁陕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卓越贡献
宁陕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工农红军到来之前，他们自己组织起“大刀会”、“神团”秘密武装，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红军到来之后，便积极参军参战，支军、支前。1935年2月至1937年4月，红军在县境内活动的两年多时间里，有300余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近千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牺牲。丰富乡汪本善领导的“抗捐军”和东江口宋登贤领导的“抗捐军”先后编入红74师，随红74师转战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广大地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转战南北，大部分为革命捐躯。1935年12月，建立的猴子坪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全乡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筹粮筹款支援红74师。1936年初，红74师在这里设立了联络站，负责接待过往红军，安排伤病员，帮助红军侦探敌情，支援前线。郑位三、陈先瑞等特委和红74师主要领导人多次在这里居住、开会、休整、隐蔽。猴子坪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部队多次“围剿”，房屋被烧，先后杀害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毛老幺等10多名干部和群众。1935年12月29日，红74师攻克宁陕县城后，在贾家营建立的宁陕县土地委员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撤离后，地主恶霸进行反攻倒算，并以“通匪”的罪名滥杀无辜。土地委员会成员有的被杀害，有的隐蔽山林和逃往他乡。1936年3月19日，红74师来到东江口休整，当地群众夹道欢迎子弟兵，把省吃俭用、藏起来的白米、细面、鸡子、腊肉用来慰问红军。红军休整10天后，离开时留下有病的独立一团司务长汪良安在此养病，在群众的掩护下，一直居住到1937年3月，由于地主告密被捕，经多方营救无效被杀害。
陈先瑞，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四进四出陕南地区，在当地成为佳话。
1934年11月，时任红25军第223团政治处主任的陈先瑞，随部队开始长征，并于12月下旬，奉命带领第223团7连到鄂陕边界的山阳、镇安、柞水等地打游击，配合主力部队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并组建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师长，他带领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并组织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的“五抗”运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保甲组织，扩大武装力量，很快打开了斗争局面。
同期：李文实不到半年的功夫，就组织了6路游击师，因为他们是从鄂豫皖老苏区出来的，利用老苏区组织地方武装这个经验，很快开展了工作。
1935年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统一领导根据地工作和指挥游击师的斗争。陈先瑞被任命为鄂陕游击总司令。2月14日，在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陈先瑞说，我们要打富济贫，均分土地，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当家作主。由此开始，陈先瑞先后组建了5个区、34个乡、10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地跨镇安、山阳、柞水、陨西、旬阳、宁陕边界，面积3900平方公里，达13万人口。
7月，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陈先瑞留在商洛领导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而此时，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始引起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安，于是，国民党趁机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企图对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予以彻底消灭，扬言要“挖地三尺”，铲平“红军窝子”。
陈夫人说：“最后国民党为什么重视那，就是因为那里有了红军。国民党才重视那的，那当然，那是长征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正是那块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就是牵制国民党，那片根据地地方也不小，鄂豫陕，所以引起敌人的注意，在那地方发展很快。”
时势造英雄。危难时刻，陈先瑞挺身而出，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1935年9月，陕南各游击师合编为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但是，刚刚组建的红74师在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在强敌面前能否经得起考验，在陈先瑞的心里也一直没有底。因此，陈先瑞决定奇袭鄂陕边界上的宁陕县保安团，以此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不料，当陈先瑞率领部队向宁陕县城进发的时候，得到消息的敌第232团第3营开始从身后尾追过来，而敌第40军的一个营更是先期抵达青铜关，卡住了关口。青铜关是红74师西去宁陕的必经之地，此地山峰陡峭，谷峡路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陈闲瑞的儿子说：“青铜关第一次跟国民党正规军打，国民党是一个团，他们是两个营，国民党是正规部队呀，你不把他打败了，他就把你打败了。”
胜利通过青铜关，对急需一场胜仗证明自己实力的红74师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但是，这时的红74师面临的却是腹背受敌的危险。为了避免与敌人产生正面冲突，陈先瑞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部队预先设伏，以小股部队将敌人引入包围圈，他一声枪响，指挥设伏部队冲向敌群。
儿子说：“就是打伏击，进入口袋以后往下冲，但是国民党的武器弹药比咱们好。就是用诱敌深入的战略，国民党当时不是看不起吗？不就是几个土八路吗？崇山峻岭的小道里走，我就埋伏在那，等你进入口袋了就不客气了，这对红军士气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青铜关战斗，歼敌一个营，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振奋了军威。青铜关战斗后，陈先瑞指挥部队，利用雪夜，奇袭宁陕县城，全歼敌保安团500余人，活捉敌县长。之后，他又率部两次攻占佛坪县城，并在西安通往汉中的公路上炸公路、烧桥梁、割电线、打军车，搞得敌人不得安宁。1936年11月，陈先瑞率部北上，更是给惊恐的敌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李文实说：“西安事变前夕，他不是带着74师嘛，他率领带领他的部队，到了西安的东南部，在这个地方活动，就有一部分人上华山，华山不是烧香拜佛的多嘛，到那个地方影响大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西安，曾经西安是紧闭城门，很恐慌。”
儿子说：“就是突出红军的威信和威望，守军是杨虎城的部队，陕西是张学良，杨虎城，那时候就慌了，就派了很多兵来围剿我们。”
李文实说：“这个红军上华山，在华山活动，这个比在山沟里影响大，对牵制国民党的部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改编以后，毛主席说，你们干得不错嘛，你们大闹华山，使敌人非常恐慌。”
就这样，陈先瑞率领红七十四师，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区的24个县，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打破了敌人三次重兵〃围剿〃，牵制了十几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红74师也由700余人发展到1700余人，胜利地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
陈先瑞在陕南一带的活动，得到了鄂豫陕边人民群众的拥戴，但是此时的他却成为敌人的眼中钉，他的大名常常出现在敌人的报纸上。1936年，仅在西安出版的《新秦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报刊上，就常看到有关〃陈先瑞股匪〃活动消息的报导，诸如：〃陈光瑞股匪与与孙驼子合股之势〃、〃陈光瑞股匪流窜陕南〃、〃陈光瑞股匪立即将被歼灭〃等等等等。敌人居然把陈先瑞的名字讹传成了”陈光瑞”
同期：大女儿有一次他到了延安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就说你是陈光瑞还是陈先瑞，国民党报纸都说你用一万大银元来那你头，你很不简单啊。用一万大洋相当多啦，你在国民党那很有名哪，就说你是我们红军和共产党的“陕南王”！
此后，陈先瑞在解放战争期间又先后三次进入陕南地区，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解放鄂豫陕地区做出巨大贡献。1955年，全军授衔时；陈先瑞被授予中将军衔。
儿子说：“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是一个慈父对我们都特别特别关心，特别特别好，虽然他不像别人那样用言语来表达，但是他自己的言行和举止都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1996年1月10日，陈先瑞将军病逝于北京，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家乡安徽省金寨县，一半洒在了他曾经浴血奋战着的陕南大地，不做标志，不留痕迹。
陈先瑞，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2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
1961年起历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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