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逍遥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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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苏辙谏行均输，他说：“今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国子监范纯仁劾王安石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今乡户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
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大力反对，认为：“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并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听了非常不高兴。
这样，这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吕诲、苏辙、韩琦、司马光、赵挕⒏诲觥⑽难宀┑认群笠宰栊路ū嶷亍Ｍ醢彩涫芄セ鳎词艿缴褡谛爬担诙晟髟紫唷�
一部书著十九年
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又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作书了。
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这部书是按历史年代编写的，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开始，到959年五代后周灭亡为止，涵括1300多年的历史。
原来，司马光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一定要通晓自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神宗。神宗虽然并不相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的第七年（熙宁七年，1074），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粮，到处逃荒。“帝忧于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有个官员郑侠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且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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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4）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听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见新法“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京，到江宁府休养去。
独守千秋纸上尘
在王安石离开中央的时候，他的班底吕惠卿、郑绾等拥护新政的人，便在帝前说：“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便将郑侠下狱，新法一切如故，惟暂罢方田。并命韩绛代理王安石，由吕惠卿辅佐，再行新法。这二人都能坚持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人便给他们一个绰号，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提拔的人，但一旦得志，就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的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连郑绾也偏袒吕惠卿，借一颗彗星在天空出现，力说是不吉利的预兆，请求神宗“罢手实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力说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神宗还是犹豫不决。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熙宁九年，1076），再一次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到江宁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江宁府），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原来，吕惠卿是泉州人，泉州属福建路。
王安石执政8年，罢相后，隐居金陵城外约10年。司马光像住宅四周无墙，聊足以蔽风雨。晴日，携童游山，雇舟入城。晚年颇寂寞，其子王雱在他罢相那年患疽发背死。有一次王安石患大病，以为将死，就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又另租了别人房子居住。王安石一直到撒手人寰，虽受诽谤而不介意，也不为之辩驳。其读史有感诗一首：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于此，足见他的崇高，也足见他晚年寂寞之情。宋神宗死亡的第二年，亦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留下这一句话：“新法始终以为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布字子宣）；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君实也（司马光字君实）。”便安然谢世，享年六十六。谥号荆国公。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著有《王荆公文集》、《三经新义》、《春秋左氏解》、《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说》等约近300卷，政治家著述之丰，亦属罕见。
“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
宋神宗死后，太子赵煦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才十岁，还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司马光在洛阳写了15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贵族官僚都很记挂他。苏轼等“元佑党人”推他为党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呢！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统统改掉，总不大好吧！更警告他说：“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
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经他一说，大家也就不再劝阻。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全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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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5）
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他和王安石死在同年（元祐元年，1086），比王安石迟死5个月，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享年六十八。谥号文正。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全付诸实现。失败的原因，虽说是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坚决反对，并进而把他的新法完全取消。但究其原由，仍在用人不淑。如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自己所见绘为图，奏疏诣门，使神宗寝不能寐。这个郑侠便是王安石所奖掖的官员，安石问其所闻，不作正面回答，反而画《流民图》加注“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用来诋毁新法，逼使王安石第一次辞职。
再如推荐吕惠卿，不听司马光的劝告，最后落个受他恶意中伤。郑绾也是王安石重用的人，却以“不吉利的预兆”来逼安石离开京城，从此不得过问新政。
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身边的人，口头上是拥护新法，事实上却是贪权恋位的人，王安石的新法怎会成功呢？
哲宗死后，仍行旧法。而此时敌人势力已深入中原，对宋室节节压迫。最后政府无处可跑，逼得皇帝投海而死。郭沫若说：“因此可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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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疏不漏特务网：明皇帝vs士大夫（1）
厂卫：明王朝恐怖政治下的血腥恶狗诏狱、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要求士大夫“忠君爱国”，古今中外，大概只有明王朝才做得出来。
“胡惟庸案”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
胡惟庸在中书省任期最长，后拜右丞相。中书省职掌全国大政，是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相权机关，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只对皇帝负责。这样一位职高望重的宰相，却被杀了，为什么？
勋臣权相不得好死
罪名是“擅权枉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胡惟庸案株连的“罪人”真多，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宜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高级军人毛骧、李伯升、丁玉；宋濂和宋濂的孙子宋慎。其中李善长是明朝第一任丞相，他和胡惟庸是同乡，又有姻亲关系，并且又是他举荐胡惟庸当他的后任丞相的。此案牵连诛杀的达三万人之多。
胡惟庸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一直跟从他，在朱元璋占领和州、做大元帅、成立帅府时，他就是幕僚，当时帅府的知事，就是李善长。胡惟庸在中书省的时间很长，有10年之久。他的权力很大，的确使明太祖受到威胁。但因权大震主被杀，并株连众逾三万人，又包括许多位著名人物，可见若无一个经过严格组织的特务机构和一批经过挑选训练的特务侦探是不容易做到的。
胡惟庸案发生后14年，洪武二十六年，又爆发“蓝玉案”。明太祖像除处死大将凉国公蓝玉外，受株连者还有：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和汤泉等。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几乎都被牵连，一共杀死了一万五千多人。
明王朝的太祖朱元璋，仅仅在14年之间，光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案，株连被杀的竟然达四万五千人之多。如把“空印案”和“郭桓案”合计在内，总数绝对不少于七、八万人。如此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