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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南朝纪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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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从这首诗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梁武帝本人对于三家学说的领悟与接受的过程。从叙述与着墨的分量上,已经可以看出,他对“三教”的认识,是依儒、道、佛的顺序由浅入深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在他看来,儒家的“孝义”、“仁恕”是世间基本的道德基础;而道家的“名”与“无名”、“妙术”与“密行”是一种玄妙而神秘的技术;佛家的“苦集”、“因果”、“无生”则是“犹月映众星”。就是说佛教与儒学、道术相比,就如同“大椿”与“小草”一样,绝不是一个重量级。但究其根源(穷源)只有一个,测其善法(测善)也没有三家之分。最后又提到“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虽然三教各有差别,但各有各的用处。这倒使我们想到了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就此,武帝对于“三教”的态度,就非常清楚了。他虽对三家学说各有褒贬,但在他看来,“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应该被放弃,这正好表明武帝的务实态度!虽然他反复强调儒、道都是佛的学生,但他们的说教,显然适合不同的人群。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见到,这位皇帝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合称为“三圣”。显然,梁武帝实际上是将三家学说放在同一个高度加以重视,而绝对不是罢黜儒、道,独尊佛法。因此,武帝在佛教方面大做工作的同时,在儒道两方面更是亲自动手,著述颇丰。
  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我们可以找到梁武帝有关儒学方面的著述包括:《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系》、《文言》、《序卦等义》、《周易大义》、《周易系辞义疏》、《尚书大义》、《毛诗大义》、《毛诗发题序义》、《礼记大义》、《中庸讲疏》、《乐论》、《乐社大义》、《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当然这些著述中,揉进了很多佛教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儒学上的造诣。我们看到,他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诗、书、礼、乐、易等传统的儒学领域。
  这些看了让人眼晕的著作,全都是长篇大论。如果这位皇帝生在今世,靠拿版税过活,其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恐怕都会令那些畅销书的作者们目瞪口呆。而这些,还只是他一生著述的很小一部分。他不仅勤于著述,还常常亲临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做专题讲座,所谓“讲授经典、策试学子”。看来,这位硕学皇帝深知儒学教育要从年轻人抓起,从娃娃抓起。
  此外,在儒学经世致用方面,梁武帝更是不遗余力。即位不久,他便亲自参与“制礼作乐”的工作。这位多才多艺的武帝,还是一位音乐专家,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擅长各种乐器的制作。据《梁书·武帝本纪》载,他曾亲自研制了4种叫做“通”的弦乐器;在他的主持下,乐器专家们还制作了12种音调的吹管(笛),“辅以钟器,厘正雅乐”。这些最新研制的乐器,很快被投入到各类儒家仪式中去。一时间,优雅的丝竹,配以庄严的钟、磬之声,成为国家各类礼典仪式上专用的音乐(正乐)。
  

梁武帝的旗帜高高飘扬(2)
即位第三年(公元505年),他下令按照汉代的模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建立儒学学馆,教授儒学经典。这些博士们,还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教学机构。也就是在这一年,梁武帝向朝野宣布了所谓“弃道皈佛”。在宣传三教同源的同时,强调佛教为正宗源头,正式以佛教的名义统摄儒、道两家。
  此后,在即位的第10年(公元512年),也就是在皈依佛教的第7年,梁武帝又亲自主持制成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五礼》1000多卷,共计8019条,并颁诏实施。
  武帝打着佛教的旗号大肆兴儒,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仔细研究却内藏玄机。儒家的本质,就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皇帝是人间的至尊,既是天子又是人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次分明不可会僭越,此外的“神鬼”们都被敬而远之,这种上下尊卑的教化,显然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武帝虽然认定佛教为“究竟之道”,但是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反对人为地宣扬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出家之人更是以天(天界)人(人间)之师而自居,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信徒心中只有佛、菩萨,因此被当时的儒家称作“无君无父”。所以,梁武帝在尊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以儒家的礼制治世,而是双管齐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梁武帝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佛教的规范下,他永远都只是佛教的四众弟子①之一(武帝应该属于在家居士)。但在儒家的规范内,他却是承受天命的九五之尊。他何尝不想成为佛教的至尊呢?只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对他来说,确实有点难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武帝曾一度想充任僧团的“白衣僧正”。因为当时的“僧正”,就是人间佛教的至尊。但是此事最终也未能如愿。有关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详述。
  除了兴儒之外,武帝的热情也同样体现在道教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载,他曾亲自著述了《老子讲疏》六卷。当然,这部专著里也揉进了大量的佛家思想。随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关于他在宫廷中举行专题演讲,亲自为臣下们讲述《老子》、《庄子》等道学著作的记载。这位大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称霸帝国讲坛的首席主讲。
  在武帝超乎寻常的努力下,儒、释、道三家学说,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从理论上被大规模地杂糅、融汇起来,形成一个难以区分的庞大系统。但他将“三教”的源头,都归到佛教一脉,挂着佛教的“头”,卖的却是儒、释、道三家的“肉”,三家的“货色”,被他一股脑地装到佛教的包装袋里,使得佛教成为容摄三家的大学说,武帝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式佛教学说的权威学者。所以他日后的一些儒化、道化佛教的所谓“发明”与“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帝时的佛教,大量融汇了黄、老学说及孔、孟之道。同样,另外两家的学说,同样也杂糅了大量的佛教思想。佛教由开始的“水土不服”,到现在的融摄儒、道,可说是逐渐中国化,并处于“三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副作用也逐渐彰显出来:佛教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隋、唐时期,特有的中国佛教开始慢慢地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渐输出到东亚的邻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后来朝鲜、日本等国接受的,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绝非印度或西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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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1)
其实,佛教大量吸收中国本土思想,远在梁武帝之前的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成书于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就是一部用儒、道思想解释佛教的著作。在牟子时期①,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的并不多。牟子的功力并不在佛教上,他对儒、道——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把握,却十分精准,可想而知,其佛学思想中被附会了多少本土的内容。
  牟子名融,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大约生于公元170年,卒年不详。据说,牟子是一位敢于读书,并且善于读书的人。《牟子理惑论》中有关牟子生平的介绍说他“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用现在的话讲,他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经传史籍、无论大小,都非常喜好并认真研读。此外,他对于各种学问,不分好恶都能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他本不喜欢兵法,但还是认真地阅读各类兵书;他对于神仙不死之说,虽然不太相信,以为荒诞,但也会带着敬仰的态度,阅读此类书籍。可见,此人对各类学问涉猎甚广。并且能不以个人的好恶放弃某些读物,这更加难能可贵。牟子生活在东汉末年,由于频繁的战乱,从宫廷到地方,人们大多迷恋黄老神仙之术,而这时的佛教,也开始借助时势,慢慢地脱离黄老祭祀,逐渐开始与传统的儒、道发生冲突。
  此时的牟子还很年轻,但他不想参与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去,多次谢绝为官的机会,躲避起来潜心研究佛教,同时钻研黄老学说。当时被译成汉文的佛经非常少,翻译又存在很多问题,用部分道家术语直译佛经的情况非常普遍①。这样的结果,更容易使读者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佛、道等同的错觉,此时的牟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十分含混,甚至将其与本土的神仙之术混为一谈。这正与佛教传入以来,依附黄老道术的现实相应。
  牟子在回答什么是“佛”的问题时,把“佛”解释为“谥号”。“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被加给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接下来的解释就更加可笑:“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显然是将佛的称号,混同于三皇、五帝。
  既然第一个纽扣系错了眼,那么后面也只能是将错就错:“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因此“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从这些描述看,释迦牟尼在牟子的笔下,俨然成了超级神仙。如果说这只是将释迦牟尼由一位觉者变成了神仙,那么后面的解释则完全将佛法混同于道术:“道之为导者,导人致无为。”这显然将佛教的“涅”②与道家的“清净无为”③扯到了一起。更有甚者——“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
  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可见,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可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国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也。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两位大哥”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邦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攻击。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已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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