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创伤-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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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悲剧性的错误
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辛酸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之所以还有重述的必要，缘于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历史片段中，都包含着某种悲剧性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被气势恢弘的悲情故事所淹没，历来不为人重视，只有时过境迁，我们在各种尘封的史料中穿行，以抽丝剥茧的耐心，像观察一件生物标本那样，重新打量那段往事时，才会意识到，一些蛰伏已久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大历史，从来都是由小事件构成。本书就是一本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事件的书。它由一系列鸡毛蒜皮的情节构成，试图以一种更加精细的手法，使我们观察到事物内部的联系——那些齿轮与杠杆究竟是怎样联动，并最终推动一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而一粒砂子，怎样在不经意间，使所有的老谋深算化为泡影。这不是一本理论性的书，无意于探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出版本书的目的，只是唤起我们对这些悲剧性错误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比那些悲剧的结局更加重要。
如果把古代中国比喻为一台结构完整、配置精密的机器，那么外力的介入，使整台机器的力学关系发生了变化。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悲剧性变化，归因于中国史不再仅仅是一部中国史，而呈现为一部国际关系史。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孤芳自赏。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调整步伐的历史。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的许多关键点上，中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被动——郑和下西洋以和平的方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即使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大清王国的海上力量也曾雄霸亚洲，而“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也远胜于日本关东军，日军是以一种赌博的心态挑起事变的，最后的结局，却是日本军人中了头彩。所有的优势条件，都没有给中国最终带来好运，我们可以把一盘好局下成惨不忍睹的残局，这令我们对这个臭棋手刮目相看。这表明我们这个曾经为之自豪的国度，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们常说，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打开，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中国人打开了西方的国门，中国人炮制了全球化的格局，却在全球化的天罗地网中无所适从，而一次看似平常的手足无措，就可能使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所以，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顾，它是一份病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量历史和我们自身。
我们已经无法孤立地看待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这使我在很多年中，对全球化史充满迷恋。早在1998年，我就编过一套《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为中央电视台主持创作大型历史文献片《1405，郑和下西洋》，就是一部通过全球化视角反思中国历史的作品（本书中关于郑和的章节并非该剧脚本，而是重写的作品）。2008年，我曾为北京电视台策划一部关于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大型电视片，这部已经上马的电视片虽然因某些原因半途而废，但我的兴趣并没有因此夭折，除本书外，我还正在把上述构想变成一部书稿，以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为媒介重述中国历史。
本书并非一部计划中的书稿，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本书的出版，但这些事件本身——郑和下西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以及九一八事变，无疑都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而这些事件之间，也存在着起起伏伏的逻辑关系。以郑和下西洋为起始，是因为它的标志性意义。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图的悲剧，其影响一直延宕到19、20世纪。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环环相扣。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是有意味的。这些不同年代的文章构成了我对历史的观察——我不是一个历史分析家，而只是一个历史讲述者，我企图由枯燥的纸页出发，抵达真刀真枪的历史情境中，以结束格式化的历史教学过程，为各种形式的历史思辨提供化肥。
如敬文东所说：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但以史实为凭据；本书不是政治学研究，但以政治为靠山；本书不是文学作品，却采用了文学的方法。它是一个四不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分类学十分嚣张的年月里，它究竟应该被安置在哪个盒子里。它可能是个野鬼。但如果它是个野鬼，就让它呆在一边自生自灭吧。
2009年2月7日。北京。四旧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地图（1）
一
1457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 Mauro）应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V）邀请绘制世界地图，两年后完成。1459年，这幅重要的地图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神秘失踪。所幸毛罗本人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份副本，几经辗转，终于保留下来。将近五个半世纪后，人们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Venice）目睹了这幅地图。令我失望的是，面前的这幅古地图如同纷乱的星图，令我困惑不解。
工作人员将这幅圆形地图旋转180度，一幅令我熟悉的世界图景便清晰呈现。我不仅看到了日本列岛，而且清楚地找到了中国的海岸线。15世纪，西方人开始用他们的画笔和舰艇逼近东方。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毛罗世界地图》的一条注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的史实——大约在1420年左右，有一条大船或称“印度的中国式帆船”（？onchodeindia）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40天，约2000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上述迪布角。在注记旁边，毛罗还画了一张中国帆船的图片。据台湾大学教授凌纯声考证，葡萄牙语？oncho一名，来自汉语“船”。那么，这艘闯入了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所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二
从中国的史料中，我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官方文件中记录的重大事件，首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就在第二年的年初，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然而，给朱棣形成打击的，不是这场意外的火灾，而是朝中大臣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一片反对之声，要求停止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早晨，他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书，他们在这份上书中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①
李时勉和邹辑的措辞十分巧妙，他们把终止航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他们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总之，是送礼的客人太多，令人不厌其烦，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显然，这份略显幽默的上书只要求结果，却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动因，那就是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让我们回到18年前，也就是公元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过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的手里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的上台，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他上台的同时，朱棣就已经下定了迁都北京，以及重新疏浚在元代业经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这两件事情的“内在”联系是，由于北京已成他的常驻之地，因而他每年要“将400万石（每石合公升）从南方各省征集的‘税粮’漕运到北方，漕运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地税收的七分之一。”①公元1411至1415年，仅清理山东境内的河床，就动用民工万人。②与此同时，朱棣动用三千文士，历时三年，编纂总字数多达亿的《永乐大典》。两年后，他派遣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地图（2）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气宇轩昂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为数不多的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计算郑和远航的成本。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①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所以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②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406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1410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三
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朱棣通过四年战争推翻的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始终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它标明了朱允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政权接班人的合法性，只要朱允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那方玉玺本身就是政权。它控制着千万颗人头的命运，因而，它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