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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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帝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帝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獷、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帝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帝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3）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帝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4）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年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剔透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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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1）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没有止。到这一年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獷、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闻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