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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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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来说,明朝也是宦官的一个黄金时代。某些缺了“下边”的人,如果机会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来,魏忠贤对自己下手的这一刀,是下对了!
  但是进了宫,又赶上了好时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飞黄腾达。魏忠贤最先干的是“小火者”,即宫中杂役。须知,在宦官群体里,不全都是官儿,其下层也是劳动人民,只不过是御用的罢了,做的还是倒马桶、扫院子一类的活儿。
  这离“内监”的金字塔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两个权势名气足可与发迹后的魏忠贤相媲美的“大珰”,一个是英宗时代的王振,一个是武宗时代的刘瑾。但是,人家那两位公公都识字,且学问都不错。
  王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可惜八股文不过关,屡试不第,最后连秀才文凭都拿不到。后来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依旧困顿潦倒,“九年无功”。(清·查继佐《罪惟录》卷29《宦寺列传·王振》)他一怒之下犯了法,被判充军。恰逢成祖朱棣这时候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任务是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机会,宣宗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他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瓦剌,闹得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大明皇帝当了战俘。他也被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当场一铁锤砸烂了脑壳。
  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太监,遂改姓刘。他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凑巧侍奉太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武宗),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刘瑾数次升迁,最终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领袖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后来他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其余珍宝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篇》)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不仅留名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没有“下边”的奇特一群(3)
综上所述,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点,魏忠贤一条也不具备。他小子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30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泰昌帝###李选侍(西李)。
  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把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真是深不可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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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1)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下面我们从河间府的穷乡僻壤说起,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出了个搅乱大明天下的巨奸阉竖的?
  有人会说,穷乡僻壤远离繁华,无五色迷目,无妖冶乱心,出的应该都是淳朴乡民啊。不错,桃花源里是出良民。但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魏忠贤,就是明代肃宁县涝洼地里出的一个大大的刁民。
  我倒是认为,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穷到了一定程度,出淳朴之民和出绝对刁民的概率都很小,最容易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低素质国民。
  大明朝刚立国的时候,出淳朴之民的几率倒是最大。因为,朱元璋想要建立小农理想国,迁徙豪强富户到京师和凤阳,战前的产权一律不认,不许富豪再多占田。农民不仅有田种,政府还鼓励小农开荒种地,谁种了土地就归谁。国家赋税劳役不重,朝廷也很抓了一番教化,大环境有利于出良民。
  朱老皇帝还亲自写了圣谕“二十四字令”,教育小民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实这就是乡约了,是明代的荣辱观。政府还安排残疾人,敲着梆子走村串户地宣传。工作做到了位,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到了魏忠贤出世的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情况早不一样了。什么和睦乡里、各安生理,那是“白头宫女说玄宗——往事休提”了!
  那时候肃宁县的老百姓,跟全明朝的人民一样,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地可种。因为河间府离京师近,明末皇室和勋臣贵戚都愿意在这里圈地占田,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占下的田,就是所谓的庄田,也叫官田。万历年间的《河间府志》载,官田已占一半还多,余下的民田又多属富户,穷老百姓早先的地,因为赋税越来越重,大伙撑不住纷纷破产,早就给卖光了。
  失地农民只有租官田来种,一亩交三分银子田租,灾年也不减不免。官田的租金高,租官田来种,丰年也仅够吃饱肚子;一到灾年,不卖孩子那简直就活不了。
  河间府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给国家养军马,即所谓的“官马民养”。这办法是从宣德年间起定下的。指定的养马户,五户养一匹,选一户为“马头”;五十匹为一群,选一户为“牧长”。一匹母马,一年要向国家交一匹马驹。养马户免交田租,而且还可以在官家草场上放牧。这办法看起来是挺不错,利国利民。可是,要是把马养死了要赔,交不出马驹则要拿钱来顶。而官家草场呢,早成了庄田,只能在自家地上种草。地里种了草,那吃粮朝谁要呢?
  到这时候,再装淳朴那就是傻子啦。小民活不了,就卖房子卖地卖孩子。要是还撑不住的话,就男的逃亡、女的改嫁、胆子大的去当车匪路霸。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河间府梨树村的魏家,也是一户小农。就这样的环境,出了个魏忠贤,还真是顺理成章。要是出了个陶渊明,那才是奇哉怪也,不符合因果规律了。
  话说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大正月,月底,天气已略见暖的时候,魏忠贤呱呱坠地。
  他的早年身世,史书里记载很简略。因为是恶人,又是阉过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将相,所以正史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一些小说家言,描述得五花八门,多少能品味出这苦孩子的真实状况。
  首先说生下来之后取的名,其说就不一。有说叫“魏四”的,这很有可能。因为古代的农民没文化,喜欢按排行或者按本家同辈大排行,以顺序数为名。
  但也有说因那一年是戊辰年,故魏忠贤的老爹给他取名“辰生”。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潴龙河这一带庄稼院儿的风俗,生了男孩不是请教书先生或乡绅取名,而是要“碰名”。孩子生下三天后,老爹要在神龛之前烧上香,供上鸭梨、麻糖、大馒头,烧纸磕头,求老天爷给赐个好名。然后就出门去“碰”,在第一时间碰上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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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2)
比如,碰上娶媳妇的花轿路过,就叫“双喜”;碰上当官儿的路过,就叫“富贵”或者“财旺”;碰见人家扛粮食的路过,就叫“满仓”;碰见牵马的就叫“家驹”……碰见好事物,就能叫个吉利名,将来肯定能成材。碰见不吉利的,取了丧气名,一辈子便出息不了。
  魏忠贤在自家排行老二,他上面还有一个长他10岁的大哥,叫魏钊。这是史书上也留了名的人物。魏钊是后来改的名,一开始也是“碰名”取的名。那日,他老爹刚一出门,一只大绿蜻蜓就撞在了脑门上,老爹心里一阵儿叫苦,只好给大儿子取名“青蚂螂”。河北、北京一带的土话,把蜻蜓叫“蚂螂”(读如“妈浪”,后一字轻声)。
  名不是好名,果然人也就笨,据说魏青蚂螂念了一年“社学”(明代的乡村小学),戒尺挨了无数,连《百家姓》也背不下10句来。这臭名字就这么一直叫着,直到快70岁时,老弟魏忠贤发迹成了“九千岁”,皇帝给魏青蚂螂封了“锦衣卫千户”,在写诏书之前才改名叫魏钊。取意“一手攥钱、一手拿刀”,有钱又有势力。
  魏老爹给魏忠贤“碰名”的时候,因有了教训,曾经再三诚心许愿,结果一出门,看见一条大黑狗正抬腿撒尿。得!只好取名“黑狗”——魏黑狗。
  这是小说家言了,聊博一笑。
  其实魏忠贤打小时起就是有学名的,叫魏进忠。后来随娘改嫁,继父姓李,所以又改叫李进忠。这前夫之子李进忠,过去南方的叫法是“拖油瓶”,北方乡间的叫法是“带胡鲁子”。也有人说是魏忠贤切了命根儿进宫以后,怕给祖宗丢脸,才改姓李的。不管怎么说,都能看出其身世之苦。
  到天启二年,皇帝开始看好他,给他赐名“忠贤”,并恩准恢复原姓。他从此才以“魏忠贤”名世。
  他的名字改来改去,叙述起来就不大方便,所以本书从现在起,一般情况就一律叫他魏忠贤,省得麻烦。
  关于魏忠贤的爹妈姓甚名谁,什么的干活儿,也有各种说法。比较权威的一种,是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里说的,魏忠贤的老爹叫魏志敏,老妈姓刘,古代底层妇女名字一般不传,就叫刘氏。夫妻二人以务农为生。
  刘若愚是个很有点儿来头的人,一生遭遇极富戏剧性。他原先是万历年间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的手下,因为陈矩是个好宦官,所以刘若愚也跟着受了不少正面教育,擅长书法,颇有文才。
  陈矩死后,刘若愚改属李永贞的名下。这李永贞,是天启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著名的魏党人物,也是魏忠贤在内廷的第一心腹。后来,刘若愚渐渐也混成了秉笔太监,当然仍居于李永贞之下。
  刘若愚虽然因这层关系成了魏党,但他良心未泯,对魏忠贤的恶德败行多有腹诽,只是不敢明说罢了。
  据说有一次,天启皇帝和魏忠贤一干人等,叫了戏子来,在大内看戏。皇帝年轻、也随和,就叫魏忠贤点戏,唱什么都行。魏忠贤一肚子狗粪,哪里说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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