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身边的100个女人:为女人翻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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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应生孕。到了出嫁的年龄，这个女子便未婚先有女。她哪里敢要，于是把刚生下的女婴扔了。四十年后，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在位时，因为流传着“桑木做强弓，细草编箭袋，周国不存在”的童谣，周宣王下令禁卖弓箭。恰巧有一对夫妇在贩卖这种军火，周宣王派人追杀。夫妇二人连夜逃亡途中，在路旁看见那个四十年前宫女抛弃的女婴，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多好的身体）。二人收留了这个弃婴，并一路逃亡到褒国定居下来，不再卖军火而以卖烙饼为生。
甭问，这个弃婴就是褒姒，姓姒因为她是夏朝人，夏朝国姓为姒；名褒是为了纪念她在褒国保住了小命，获得了新生。
褒姒的这段身世如果是刘向编的故事倒也生动有趣，可这偏偏是司马迁写的历史！我们姑且把那龙的唾液算成男人的精液，把那头鳖与宫女的交合理解成人工受精，甚至是用人工辅助生殖的试管婴儿技术，可精液能保持一千年还有使用价值吗？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写的时候信不信，反正今天神志稍微清醒的人都无法置信。通观《史记》全书，绝少有如此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偏偏让褒姒这个漂亮女人给摊上了。看样子，美色这一关，在受了宫刑的司马迁那里也是不好熬过的—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仇恨！甚至不惜损害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清誉。这是多么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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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的“三宗罪”（2）
褒姒是龙的唾沫所化的记载，成为“女人是祸水”的正版出处。
第二宗罪，烽火戏诸侯。
后人编造了很多妺喜、妲己淫乱、干政的故事，司马迁没有完全走这个路子，而是以春秋笔法，着力刻画典型人物的典型细节。《史记》里只写了褒姒一件事，就凸显出司马迁高超的创作功底。因为这段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人所共知，所以照录如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音“岁”）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待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史记·周本纪》）
其实我们从疑点重重的褒姒身世，就足以怀疑后边对她的所有叙述了。一个在草丛里哭了40多年的婴儿还会笑？恐怕是笑话。即使这段叙述是真的，褒姒的笑也可以理解成对周幽王的讥笑、耻笑、蔑视的笑、嘲讽的笑—她认为他的丈夫太蠢、太傻、太无知、太可笑—所以她笑了。这也不对吗？至于周幽王喜欢褒姒的这种笑，或者他没有看出来褒姒笑的真正含义，那也只能说明他真的傻、真的蠢、真的无知、真的可笑，与褒姒无关。对于一个弃婴、一宗性贿赂的产品、一位帝王的消遣的工具，褒姒的反抗也不过如此吧。
第三宗罪，晋级成王后。
据《史记》载，褒姒不是一献给周幽王后就得宠的，更不像妺喜、妲己一来就当第一夫人，而是先在后宫坐了两年多冷板凳。一次幽王到后宫闲逛，才发现了这里还窝着一个美人，于是宠爱有加。褒姒虽是无性繁殖，但她的儿子伯服却是幽王帮忙弄出来的。有了褒姒、伯服，周幽王于是想把原来的王后、太子都废掉。这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后世中废立皇后、太子也都属家常便饭。可偏偏这原王后申后和原太子宜臼都不是省油的灯，坚决不服。申后带着儿子跑回娘家申国，她爹申侯大怒，带兵联合国和西戎叛乱。周幽王点烽火召集诸侯捍卫中央政府，多次被戏耍的诸侯没来，“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史记·周本纪》）。
注意，褒姒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是被动的，周幽王要和她睡觉，无论是从身份上（她本来就是他的老婆）还是生理上（她在后宫被甩了两年多），她都没理由拒绝；睡觉有孩子，这是正常的人伦，更无可指责；褒姒自己和孩子受丈夫的垂青，这是他们的福分。至于西周的灭亡，那是气数已尽，最多是幽王自己咎由自取，褒姒母子何罪之有？
现在，我们把妺喜、妲己、褒姒的故事连读，会看出书写历史的两种手法：一种是编造，一种是株连。
不要说这三个女人的罪行在他们生活的当朝少有反映，就是他们丈夫的劣迹在当朝也少有记载。对他们的指责大多是后朝出现的。这其实很好理解，夏桀、殷纣、周幽王都是各朝的末代君王，他们与下一代君王的更替，不是同朝君王的正常更迭，而是要进行血淋淋的暴力革命。改朝换代中，后朝一定要彻底否定前朝，否则自己就缺乏执政的理由。而从生活作风方面下手，最容易把对手搞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先人一点不比我们愚钝。所以我们才有了那么多关于妺喜、妲己、褒姒淫荡、干政的故事。
株连的手法更好理解。因为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是男人在写，所以不免有点惺惺相惜。这样，很多本来是男人干的坏事，也难免要分出一些由他们的老婆承担。要想株连上女人，必须要找到关联的事情，这难不倒我们的历史学家。他们甚至可以认为，某个女人的出生就是一种错误。这样的手法，我们今天的人不会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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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为何成仇人（1）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权力，亲生父子、兄弟之间相害、相残的事例不在少数；亲母子间耍耍手段的事也不是没有，但真要拼个你死我活，并不多见。这倒不一定是下不了手，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中国女人一贯低下的地位，使得她们没法走到权力的前台，只能“以夫贵”、“以子贵”，害夫残子等于断了她们自己的生路。所以，这等事情只可能发生在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等极少数女人身上，因为只有她们曾经拥有真正的权力。
唯其如此，发生在武姜身上的事情更具有标本意义。尽管《左传》和《史记》详细讲述了从母子交恶到和好如初的过程，但却缺乏这种转变的心理依据。所以，武姜更值得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不仅是历史学家好好研究。
武姜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的妻子，也是当时小诸侯国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但我以为这非常重要。我在谈褒姒的文章里说过，当时的天子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立她为后，把原来的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都给废了，而这申后也是申侯的女儿，就是说武姜与申后是姐妹。申后不甘自己被冷落，带着儿子跑回娘家，鼓动自己父亲申侯造反。申侯果然联合几个诸侯把天子周幽王推翻，废太子宜臼被拥戴继位，称周平王。就这样，武姜重新成为当今太后的妹妹和当朝天子的大姨妈。
从申家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家人的确有性格！女儿不向命运低头，为了自己和儿子的前程，不惜宰了老公。老子为了替女儿和外孙出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下犯上。这种不落俗套的家风，无疑也使武姜的性格变得很怪异。
公元前757年，武姜当上天子大姨妈十四年后，她与郑武公的爱情有了结晶。不过武姜没有认真学习太任的胎教理论，这次生产很不顺利，孩子不是头朝下出生而是腿先伸了出来，按今天的话就是难产。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就是放到现在，难产也是危及母子生命的大问题。那时没有剖腹产手术，武姜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但这过程一定非常之痛苦。所以这个孩子被取名寤（音“误”）生，古文“寤”通“牾”，是不顺的意思。后世认为武姜给孩子取这个带有污辱性的名字，就说明她很不喜欢这个儿子，其实未必。比如舜的原名重华（两个瞳孔）、周的创始人取名弃（就是弃婴），也都很“贱”。那时候的人给孩子取名字没什么讲究，与现在的拴柱、大头、狗剩儿无异，倒是死后的谥号很隆重、讲究。
但据史书记载，武姜的确是不喜欢这个孩子，原因就是难产（见《左传》：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遂恶之）。我一直对这个理由存疑，因为这有悖常理。按照一般的理解，这对母子经历了生死磨难，平安闯过鬼门关，彼此之间的感情应该更深才对，为什么武姜不喜欢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呢？如果真按史书所讲，是因为“惊姜氏”，那这武姜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太自私了。考虑到武姜家族处处为己的行事作风，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那就是寤生的确不那么令人喜欢。从以后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寤生三岁时，武姜与郑武公的爱情第二次结晶。头胎的不顺估计给武姜很多实用的胎教知识，这次生产很顺利，孩子被取名段。史书称武姜喜欢这个儿子，原因是“段生易”。天下的父母岂有按孩子出生的难易来决定喜欢程度的！这左丘明先生的确可能是盲人。家里子女多，父母宠爱最小的是人之常情，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问题出在公元前744年。这一年郑武公病重，武姜对病危的丈夫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要把小儿子段立为太子。这公然违背了“立长”的礼制，武公当然没有答应。同年，武公病逝，寤生继位，被称为郑庄公。
这件事是武姜命运的转折点。我甚至认为，《左传》《史记》所言武姜从一开始就喜欢小儿子段、不喜欢大儿子寤生，都是从这件事推论出来的。那么，武姜为什么胆敢违反祖制，提出这个非分的要求呢？或者说，同是亲生儿子，她为什么想废长立幼呢？
我们算一下两个兄弟的年纪，这一年寤生十三岁，古人早熟，这个年纪是可以当成人看待了。而他的弟弟段只有十岁，算是青少年。对于武姜来说，两个儿子都是从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快点、一个慢点，谁当国君对她的荣辱没有多大关系，她都是王太后。与其说她不喜欢寤生，不如说她不放心寤生。她觉得寤生会对弟弟段构成某种危害，而段如果继位，则不会有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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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为何成仇人（2）
武姜以她女人兼母亲的特殊敏感，意识到了某种不妙。
武姜没有替小儿子段谋得王位，郑庄公寤生继位后，她又替段请求一块叫“制”的封地。制又叫虎牢，是险峻的战略要地，原属东虢（音“国”）国，这个小国后被郑武公灭掉。由于东虢国君虢叔死于制，庄公以此为借口回绝了母亲武姜的要求，但答应要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武姜就退而求其次，为小儿子段请得了“京”这个大城为封邑。
后世以此作为武姜和段阴谋篡权、要搞掉郑庄公的铁证，其实未必。她的用意很明显，既然不放心庄公，就赶紧把小儿子支到外地，而且这个封邑越重要，小儿子段就会越安全，换了别的人，也会想办法加重自己的砝码。如果武姜与段此时有野心，他们留在首都联手的成功机会更多，不会自我放逐的。
史书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为大臣实为小人的祭仲出来说话了：“京的规模比咱这首都大，按祖制，大的封邑不能超过都城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九分之一。把京这么大的地方封给段，于国不利”。庄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