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埋伏-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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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地区公安处处长史元杰的主持下公开举行。
整个地区有两千多名干警参加。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区县自发而来的数万名群众。
省委书记肖振邦，省委副书记杨帆，省委常委周涛，省政法委书记谢宏鸣，地委书记郝伟凡，以及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厅，司法厅的数十名领导亲临追悼会现常
在烈士陵园一排墓碑面前，何波的老伴翻来复去的就只一句话：
“你一句话也没给我说，就这么走了……”
史元杰、魏德华、罗维民、辜幸文几个人默默地站在这一排墓碑前。
史元杰打开一瓶酒，轻轻地洒在了墓碑前。
史元杰慢慢地跪倒在墓前：
“何处长，1·13案已经破了……”
没有人能听到他后面的话语，身后汹涌而至的一片失声的恸哭，像海啸一样经久不息……
在烈士陵园近旁，人们专为1·13一案竖起了一座石碑。
上面记载着所有参与侦破1·13一案的人员名单。
高英莲，女，市工商银行职员。案发时看到罪犯后，高呼“抓住他”
马玉慧，女，市蔬菜公司职员。发现罪犯后立刻用电话给市局报案。
高受华，女，市劳保公司职员。发现罪犯后立刻用公用电话报案。
赵根娃，男，市银行锅炉房师傅。用铁火棍在现场猛击罪犯。
刘得杰，男，小学教师。案发时听到喊声冲向现场用砖块砸击罪犯。
赵宝柱，男，食品公司职员。操剁肉刀在案发现场与罪犯搏斗。
李爱莲，女，个体饭店老板。手持铁铲在案发现场拦截罪犯。
耿三三，男，卖菜农民。用架子车在银行门口拦截罪犯。
郭翠兰，女，卖零食妇女。用手推车在大街口拦截罪犯。
马建祥，男，医生。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拦截罪犯，并高呼“抓罪犯”
张宏民，男，街道干部。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撞击罪犯。
阎世平，男，理发员。冲向大街用理发剪砸击罪犯。
田春芳，女，话务员。在大街上用车筐里的萝卜投向罪犯。
李万良，男，铁厂工人。用自行车尾追罪犯，一路高呼“抓杀人犯”
冯丽平，女，劳动局干部。在大街旁抓了一把土撒向罪犯。
白云生，男，司机。用吉普车做路障拦截罪犯，并用板子砸击罪犯。
张军，男，市委宣传部干部。用自行车围截罪犯，被罪犯撞倒。
王老六，男，卖菜老人。用菜车上的一捆蒜辫摔向罪犯，被罪犯踢倒。
杨小宁，男，中学生。赤手空拳扑向罪犯，被罪犯击倒。
程万里，男，待业青年。用手拉住罪犯，被罪犯摩托车撞成轻伤。
孙玉芬，女，红卫路银行职员。拒交保险柜钥匙，被罪犯重伤致残。
程海泉，男，红卫路银行职员。拒开保险柜，被罪犯重伤致残。
郑振保，男，红卫路银行保卫人员。盘查罪犯，被罪犯重伤致残。
贺永瑞，男，红卫路银行保卫人员。阻击罪犯，壮烈牺牲。
周娟，女，红卫路营业部主任。奋勇报警，壮烈牺牲。
陈东来，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
齐力，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
王海英，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致残。
施占峰，男，古城监狱政委。阻击逃犯，重伤致残。
吴俊杰，男，古城监狱狱警。阻击逃犯，壮烈牺牲。
张振国，男，古城监狱武警。阻击逃犯，壮烈牺牲。
杨四海，男，省城民警，司机。跟踪罪犯，重伤。
刘刚，男，省城民警。跟踪罪犯，重伤致残。
樊胜利，男，省城民警。阻击罪犯，重伤致残。
侯大贵，男，省城武警。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赵新明，男，省城民警，市局刑侦指导科科长。追踪罪犯，壮烈牺牲。
郭曾宏，男，省城民警，市局防暴大队警务处处长。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魏忠玉，男，地区民警。捕获罪犯，重伤。
李海南，男，地区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侦破罪犯，重伤。
王爱民，男，地区民警。捕获罪犯，重伤致残。
马卫新，男，地区武警。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何波，男，地区公安处处长。阻击罪犯，壮烈牺牲。
张大宽，男，省城汽车修理个体户。侦查跟踪罪犯，壮烈牺牲。目前，有关1·13一案及其连带案件的审理和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
写完《十面埋伏》的最后一笔，已经是凌晨4点，天色黑沉沉的，住宅四周悄无生息。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自己不足4平方米的书房里，眼泪突然汹涌而至。我用双手抹了一把又一把，怎么也抹不完。
为自己，也为自己作品中的这些人物。
《十面埋伏》是自己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采访时间长，构思时间长，写作时间长，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损耗也最大最长。写完《十面埋伏》，我发现自己的视力下降到足以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步。身体的抵抗力也大不如前。成年累月地伏在电脑荧屏前，脖子几乎成了硬的，动不动就头晕脑胀，颈椎有毛病势在必然。为了体验那种真正惊心动魄的感觉，自己曾跟着特警队，连夜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到邻省一个偏远乡镇去解救人质。回来后昏睡两天两夜，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患急性中耳炎以至鼓膜穿孔，住院20余天。与其说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还不如说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我的这种情感方式和写作方式，实在有些太迂腐大可笑太陈旧太原始，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举止和表现，除了再一次印证你这种落伍作家的“不可救药”外，还能说明你什么？
就像我的这种费劲而又愚笨的写作方法一样，每写一部作品前，都必须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不熟悉，不了解，感动不了自己的人和事，我根本无法落笔。即使是在写作期间，一旦有拿不准的地方，还是得不断地往下跑。没办法，写现实题材，只要写的不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大概就只能这样，于是越写就越觉得难。就像画画一样，画大家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画也可以，画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你再费劲还是让人看着有毛玻大家都没经历过的年代和社会，你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大家正生活在其中的日子，你若想把它写像了，大家都认可了，可就绝非那么容易。这跟作家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关系，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你没见过，没听过，一支儿不懂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一个细节，一常识性的东西，有时候采访好长时间还是闹不明白。
其实累点苦点倒在其次，再累还累得过那些打工仔？再苦还苦得过那些下岗工人？你跟着去“执行”了一次任务，就几乎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那些时刻在执行任务的普通干警又该如何？说实在的，写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真正劳心劳力的其实是作品以外的一些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我曾听作家蒋子龙说过，他去一个地方采访，人还没到，就已经接到许多电话，你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劝说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还有要挟的，恐吓的，告状的，简直能让你瞠目结舌，其实像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过多少次。你想采访到一点儿真实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等你采访了，写出来了，各种各样对号入座的就叉来了。明的，暗的，让你防不胜防。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谢铁骊导演，竟也不得不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现场进行保护。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摄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其实这也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还得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圈外处处有雷区。圈内又时时有冷箭。圈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善意的告诫，真诚的批评，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漠和不屑，让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这样一些话：急功近利；艺术性太差；这样的东西，能算是文学？
真正是身陷重围，十面埋伏！
没想过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吗？试过，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随后不久便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还得到了柳鸣丸先生的赞许和认可，而后又进行过多方面的尝试，很认真也很投入。看过啃过许多大部头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文艺理论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欢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国内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样非常喜爱。
但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是渐渐地放弃了这种尝试性的写作。因为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写出来的仍然还是一种表层的东西。你所想表现的并不是自己的骨子里渗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潜意识里冒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血液里流淌出来的。因为你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让你具备了这种东西。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晋南的一个山区农村。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干过民工，做过代教，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不挨饿和那一丁点儿的生活费，两年中的3个假期，都是在山上那种最原始的煤窑里度过的。近1000公斤的煤车，压在像牲口一样的自己的肩上，一个来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来一次，就啃一个碗大的玉米面窝头，喝一瓢污浊的生水。所得到的报酬，也就是每天3块人民币……1978年，考上了山西师大。1979年父亲右派改正。也就在这一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5亩责任田。暑假回家，带着刚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在地里昼夜奋战40多天，硬是把一个长10米，宽5米，深3米多的沟壑填平，妻子累得两次晕倒，自己消瘦了十几斤。那一年，5亩地打了两千多斤麦子，一家人围在几十袋子麦子面前，父亲哭，我们也都跟着哭。在农村挨饿近20年的日子里，做梦也没想过家里会有这么多的粮食！高晓声的《陈奂生》，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得也同样不容易。一家3口，住过不到8平方米的地下室，一下大雨，屋里的积水就漫到床边……
这就是自己的大半生经历，这就是融入自己血液中的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以自己的这种人生轨迹和生命体验，用那种超前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我觉得几近于无聊和奢侈。为人民大众而写作，也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并不只是一种选择，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