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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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礼记》强调的是使天下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自己的爱恶出发，能关心到身边人和其他人的爱恶，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礼”并非后世假惺惺的客套，不是虚伪的做派，而是彻情彻性的外在行为体现。《先进第十一》全篇论述的，也就是七情和十义配合而致礼的内容。
孔子最后说：人心难测，不见其色，要使天下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除了大家各自知礼行义以治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喊喊口号，呼吁大家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没有用的，只有人们能克己私欲，提高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才可能做出复礼之德行。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礼让为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观点，一再表明礼在为政、修德、里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为学中更直接指出“本立而道生”，那个本就是礼，是孝、弟、忠、信、敬、义等基本的品行。这一环如果出了问题，儒学的实证就会有问题，儒学的发扬、显用，都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曾子的确是贯通了孔子之学，又深切了解当时礼乐崩坏的现状，才如此强调礼、孝的。从前面《论语》各篇阐述内容的图表一，我们可以发现“礼”几乎贯穿始终，除了《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全篇谈礼之外，还是“为政以德”、“克己复礼”、以礼修身修德等内容阐述时的最核心的部分。由此也可知《论语》的主导编辑以曾子的可能性最大。
在孔子的时代，礼乐已经变味，但社会的礼乐体系还在，人们因三代的教化，心里还有礼乐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出以诗、礼、乐来上行下化，仍然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礼乐、道德的环节出现了近乎真空的状态，法制那条红线取代了礼乐，成为惩戒、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礼法两条腿实际已经变成法律一条腿，也没有更好的诗、礼、乐等的高质素文化产品来起到良好的道德熏陶作用。诗呢？被武侠、言情乃至更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化所取代。乐呢？都是一些流行的感冒歌，或好莱坞泛自由主义、狭隘的英雄主义电影。那么今天的社会环境，人们连“礼”的概念都没有，又该怎样以礼领悟德、道呢？
不过，现代社会礼的形式虽已不存，但是礼的精神是古今一如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的礼治目标千古不易。所以只要我们领会礼的内涵，以十义之准绳提领言行，就依然能契入圣贤境界。我们从孔子所赞同的礼的精神内涵、为礼原则来看，“礼”所包含的核心元素包括：诚、敬、朴野、无我。
诚——“吾不与祭，如不祭”。礼应真诚，心行如一。诚者，心“净”无杂念，不是叫我们向神灵、祖宗讨好处。《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摒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可见，不“自欺欺人”才叫诚，诚意其实就是“忠信”！
在这一段内容之后，《礼记·大学》引用了几句《诗经》，及《康诰》、《大甲》、《帝典》、汤之《盘铭》和“子曰”的话，充分强调“诚意”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关键，懂得诚其意，才是真正的格物、知本。而朱熹恰恰于此点悟不透，丝毫不明白子思以大块文章重点强调“诚意”乃万德之始的苦心，所以才将“亲民”错解为“新民”，稀释了《大学》以“诚意”为修身立德之本的意图。
《中庸》开篇也强调了“故君子慎其独也”，后面又再对“诚明”加以说明：
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中庸》和《大学》所强调的“君子慎独”、“诚”的观点相当一致，与《论语》的“忠信”、“忠恕”的核心观点又不谋而合。所以说《中庸》、《大学》都似出自子思，而且子思应该是《论语》的重要编辑者之一。
另外，《论语》还强调“获罪与天，无所祷也”。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所以说《论语》中的“诚”，就包含了真、净、善的含义在内。
敬——敬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象孔子那样，每有蔬果、食物，都会拿去先祭祀祖先，表明对祖先的敬重。畏者，畏其因果。面对神灵还敢心存邪念，那面对普通人时岂不无法无天了？祭祀时要敬，待人处世时也要敬——不侮慢别人，不怠慢工作，保持惟恐不善言行带来不善果报的畏惧之心。所以“敬”就包含了敬重、慎重、畏惧因果的含义。
朴野——发乎情，止乎礼。礼贵在真，以我们的平常心、直心去表达自己，言行与心灵一致。但对违背道义的地方，能保持警醒，及时改正。既有情，又有节，正是上文提到的治七情，修十义。所以“朴野”就包括了直、有情、有节的含义。
无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将我与其他人、天地自然视为一体，平等人事，日常生活中不惟我独尊，而能由己及人，就是合乎礼的。相反，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便是无礼的。这个“无我”，就包括了平等、寡欲无诤、爱人的含义。
以“燕鹊图”的脉络，知天命可从知礼、克己复礼入手。知礼可由知言、知人入手。而知言本务，端在孝、弟、忠、信、慎言、敏行。能时常体察自己起心动念，闲邪存诚，便能由己及人，施善于人。明礼之根本，斯为忠恕，如此自可入道，里仁为乐。换言之，今天的时代虽然没有礼的形制，但孔子所倡导的礼的精神仍然可以学习领会到，将之落实于待人、处事、接物之中，就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知达天命、治平天下。相反，若我们只图利欲，则虽孔子在世，亦不可教也。季羡林先生曾引用香港《公正报》的一段话，表达“礼”的作用是横亘古今、无人可缺的：
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论语》一出，君子有福。但是几千年来，《论语》和儒家思想不断遭到扭曲、被呆板化和教条化，近现代更是被赤裸裸地抹黑。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现在为止，对中国和亚洲影响最深远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和思想。中国精神之所在，根就在儒家。儒家风范与君子品德始终都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所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儒家思想，在这新的时代里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佛教来到中国之后，与儒家传统的“孝道”、修身等观念融合，迅速完成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又结合老庄思想而开创出全新的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