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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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说：“知识分子必须要志向远大、意志坚定，因为我们肩担重任，而且路途遥远。我们以成仁为己任，任务多重啊，为达目标要尽毕生努力，路途多远啊。”
弘毅指志向远大，意志坚强。
前人对于道、德、仁的修学，是抱定“死而后已”的决心的，着实令我们感到惭愧。所以前面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指的是仁的修为、礼的言行应终身履行，死而后已，不是叫我们心惊胆战地爱惜身体。佛家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若能时刻将仁存于心中，关照言行，哪里有不悟道的？
从孔子到曾子，似乎多了几分理性和凝重、谨慎与小心，少了几分智慧与幽默、活泼和灵动。后世青年不愿意接触儒学，是否因曾子重礼的严肃感而产生距离呢？年轻人通常是猴子屁股坐不住的，不想受到过分的拘束。所以教育的手法上，似乎孔子更胜一筹，没那么死板和严肃，让人更愿意主动去研究。
诗礼乐即是德相
『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句话的问题在于不知道主语是什么。什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当大家还不懂得抓住《论语》全篇中心思想的时候，受到各章内容跳跃式编排的影响，很容易陷入困惑。
我们之前谈到道、德、仁，是我们心性的体、相、用。本篇以“泰伯”为题，讲他的“至德”。德是心性之相，可心性清净无相。《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说明德是清净无为的。前文谈到泰伯所表现出来的“至德”也不着痕迹，让人没有确切的事实来称颂他。实相无相的概念要表达清楚有相当的困难，也不易为人理解。所以孔子开篇以泰伯礼让为国为例子，最后以尧舜禹礼让为国的例子来阐述。这里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语其实就是“德”。
德相如何成就？它不离于仁道，可成于我们的言行之中，这是第3…7章曾子讲述的重点。本章把德的成就归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一个结论。诗、礼、乐皆以“思无邪”为特征，即是德的特征。诗、礼、乐便是德相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修德至关重要的途径。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在《诗经》中兴起仁德之志，在社会礼仪规范中建树仁德之功，在音乐文化中成就仁德之美。”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一个整体，不是表述前后递进关系，而是表达德相的一体三面——德虽无相，却可以在诗、礼、乐中感受它，可通过诗、礼、乐来修身、立业，传世化民。
有人解释本章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这样的解释不圆满。因为诗、礼、乐就其形式来讲，本身就是一体的。比如《诗经》的所有篇章，都可以谱成乐曲来歌唱，所以分开阐述某为诗、某为礼、某为乐就已经不妥了。另外，人的学习过程，并不是一个诗、礼、乐的顺序。如果按孔子为学的观点，反而应当务本先学孝、弟等“礼”。所以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错解为三个递进的阶段，忽略他们都是德的一体三面的关系，会使《论语》变得充满矛盾、结论浅薄而经不起推敲。
『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自古就存极大争议。有人说是“百姓可以指挥他们做事，但不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是愚民做法。有人说断句不对，应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同意，就让他们去做，不同意，就解释给他们听”，好象孔子是民主理念的鼻祖似的。如果离开本篇的中心思想和上下文语境，也都讲得通。
民有几种含义，一种是相对统治者“君”而言的，代表老百姓。一种是相对通达仁道的君子而言的，代表普通的人。这里指普通人。“可”是能够做到，“不可”是做不到，“知”通“智”。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一般的人，可以让他做你一样的事，却无法给他你一样的智慧。”
孔子的意思不是让统治者愚民，而是说谁都不能代替别人变聪明。
佛教中有个故事：阿难是佛陀释加牟尼的弟弟，他整天跟着佛陀听经，却不愿意自己修行，因为他认为哥哥是佛，自己将来肯定也是佛。于是佛便跟他说：“我现在吃饭，饱的是我还是你？”阿难说：“当然是你。”佛陀说：“那就是了，我成佛是我修行的果，关你什么事？你要成佛也要你自己去修行。”于是阿难才真正开始发心努力修行了。
行为可以学习，智慧却各靠领悟。这样来看，本章放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后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慧是通过诗、礼、乐的学习，由浅入深，由事入理而逐步熏习形成的。就如同父母教育小孩，先教他们背唐诗、唱儿歌，从小教他们懂礼貌、做善行，这是“可使由之”。孩子们便从这样的诗、礼、乐的学习中，自己融会思考，逐步地增长智慧。这与曾子病重时交代孟敬子“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来改变自己的气质是同一个道理。
『10』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南怀瑾先生在此解释为“一个社会，好勇疾贫，是乱的根源。一个社会，没有仁爱，时积日久，时代就容易乱了”。我认为有两处不妥，其一，泰伯全篇是讲如何提升个人修养的，可知“好勇疾贫”、“不仁”是说个人性格，不是社会特征。其二，本段两个“疾”，前一个作厌弃解，后一个怎么能轻易解释为“疾病、积弊”呢？而“已甚”又解为“日久”，也不准确。
疾，是厌弃，厌恶的意思。好勇疾贫者，看看今天的抢劫犯就知道了。他们头脑简单，动不动就想用暴力解决问题，不想过穷日子（其实未必是穷，他们是“好勇爱富”，崇尚奢靡的生活），想不用干活，天天赚快钱、赚大钱，那就只有抢劫了。
人而不仁，指那些没道德、没修养的人。这些人往往自以为是，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好，如果你老是指出他的缺点，他反而恼羞成怒，破罐子破摔了。《弟子规》上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疾之甚，祸且作”就是“疾之已甚，乱也”的意思。好比爱赌博的，赌得正欢，输了不少，这时你要劝他下赌台，他非和你拼命不可。所以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崇尚武力蛮干，又厌弃贫穷的人，容易作乱。不仁的人，你若过分指责和厌弃他，也容易作乱。”
这样联系上下文，意思非常通顺：一个人的智慧无法速成，一个人的恶习也无法速改。如果我们不先通过诗、礼、乐去感化他们，而一味批评指责，逼得急了，不但没有什么正面效果，反而会引起他们作乱的行为。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大家身边有“好勇疾贫、人而不仁”的人，心情上千万不能急。你要是对他大骂：“这种事都能做出来，你还算是人吗？”他可能反而脖子一挺：“老子就这样，你怎么着？”越发堕落了。当然，我们不逼之太甚，不等于坐视不理，只要应他的根基，用智慧、耐心和“恩威并施”的方式去劝阻就行了。不过现实生活中不知悔改的人是比较多的，别抱过高的幻想，我们只要随顺因缘去做就好了，不必强求圆满的结果。佛家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指生生世世教化不倦，用长远的愿力来改变众生的习性，急不来的。就象孔子，虽然忧国忧民，但生活中一样“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保持一颗平常心。
《释迦牟尼佛传》有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天，佛陀和侍者阿难走在路上，忽然看到提婆达多和他的弟子迎面走来，佛陀很快地避开道路。阿难怏怏不乐的问佛陀道：“佛陀！你为甚么要避开提婆达多呢？他是佛陀的弟子，难道佛陀还怕他吗？”
佛陀知道阿难心中的不平，就安慰他道：“阿难！我不是怕他，不过不要和他相逢，何必要同愚人见面呢？我们都不要同他在一起，也不要同他辩论，他现在满怀着邪念，你去与他辩驳，就如同打恶狗，恶狗反而会更加狂暴。所以不要触犯他，一切麻烦就会减少。”
可见释迦牟尼和孔子一样，都知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道理。我们碰上蛮不讲理的人，最好是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比佛陀高一截的话，避开他们也是聪明的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嘛，何必非和他们纠缠不清呢？生活中不少学佛修道之人，就因为不懂得“避开恶犬大法”，结果是自找麻烦。
『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孔子说：“就算你有周公一样的才能和功业，假如你是个狂妄自大、贪财小气的人，其它的都不值得一观了。”
“之才之美”是并列结构，应指“周公之才、周公之美”——周公那样的才能和功业，不能简单解释为“美好的才能”。“骄且吝”是指“无礼、无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里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本章意在说明：一个人的能力、事业，不能代表他的道德品德修养。现代社会上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或富或贵，却言行鄙陋无礼。比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里的赖昌星，有能力、有事业，可惜德业不修，心术不正。娱乐圈年轻一辈的明星们，不是搞同姓恋就是吸毒，有几个称得上艺德的？所以教育分德育和才育，教人技能容易，但要教人德能就难了，必须借助诗、礼、乐的力量。
『12』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有人解释为：“学了三年，还做不了官、找不到工作的，是不易找到的。”好象孔子办的学校人才非常抢手，毕业找工作不存在问题似的。其实“谷”是俸禄。“不至于谷”是说“还没一门心思想着当官拿俸禄”。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读了三年书，还没有想着当官发财的人，是很难得的。”
这是孔子的感慨：现在人啊，光想着功名利禄，有几个是为了提升自身道德品质修养而读书的呢？《论语》开篇指出为学应“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的宗旨，就是要拓宽学子们的心量。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黑板上方还贴一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起码是让学生想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吧。今天的学校，也几乎不谈什么孝、友、忠、信了。知识多，不代表品行多，学位高，不代表素质高，所以发生博士生杀老婆的事一点也不奇怪啊。
心无旁骛，精进不辍
『13』子曰：“笃（dǔ）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坚信并努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