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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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逗炻ッ巍返谋疚纳嫌昧Γ绕渥⒁獾氖歉唣实男椤！奔逗炻ッ伪妗返�3页，顾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再看《红楼梦辨》的内容：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主要从行文优劣的角度和情节发展线索方面，对程、高补作加以批评；中卷六篇，第一篇谈作者的态度，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余五篇，有的讲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有的推求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有的考订秦可卿的死因，都没有脱离开《红楼梦》的“本文”；下卷六篇，第一、二两篇谈版本，实际上是对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的补论，其他四篇内容较杂，故作为附录《红楼梦辨》下卷作为附录的四篇是：（一）《读红楼梦杂记》选粹；（二）《唐六如与林黛玉》；（三）《记》；（四）《札记十则》。。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红楼梦研究》1952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抽去了《红楼梦辨》中卷的《红楼梦年表》，下卷的四篇附录，补入《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及《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和《读红楼梦随笔二则》两篇附录。，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把俞平伯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没有发现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特异点，在学术上未免失之交臂。现在看来，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1）
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曾于1947年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1947年12月5日。，根据敦敏《懋斋诗钞》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当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红学界的重视周汝昌的文章发表后，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刊出《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论断；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影印本》文中，胡适又改从壬午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周汝昌写道：“以我们今日所知，有关曹家历史而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史料，不仅超过那篇《考证》不知多少倍，抑且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红楼梦新证》第27页，上海棠棣出版社于1953年版。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姡У摹队老苈肌返裙卤久伢牛际侵苋瓴跃驳男那橐皇址⒕虺隼吹摹！缎轮ぁ飞栌小妒妨媳嗄辍纷ㄕ拢檬榧谝话俣忠陨希弧�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汝昌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连载于1962年1月30日至9月25日《光明日报》。和《曹雪芹小传》《曹雪芹小传》系在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见《曹雪芹·后记》第24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和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带有系统性的红学一家言。当然就捕捉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来说，他是承胡适而来，与俞平伯反而无涉。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及雍正上台后诛杀政敌，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中叙述甚详。他认为曹家的败落与此直接相关，甚至说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变局为其关纽”（《曹雪芹小传》第236页），这是周汝昌贯彻始终的红学观点。，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为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是周汝昌具体考证出来并提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赋长诗送别，其中写道：“昔有吴公子，历聘游上国。请观六代乐，风雅擅通识。彼乃闻道人，所友非佻达。又有魏陈思，肃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古来此二贤，流传著史册。”又说：“我观古人豪，保身谓明哲。其道无两端，素位即自得。置身富贵外，蘧几何通塞。譬如运瓮者，醯鸡非所屑。外身身始存，老氏养生术。”接下去还有：“经纬救世言，委蛇遵时策。奇文君能赏，疑义君能晰。”通篇感情深挚不说，主要是规劝曹寅如何为官处世，明显地涉及政治态度，如“素位”、“委蛇”等等，可见“二人非泛交”。这首诗是周汝昌从杜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的，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红楼梦新证》（上）第313页。而杜在为曹寅的诗集所写的序里，更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2）
那末，什么是“陈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辕杂诗》第十一首的小注里找到了线索。诗是七绝，四句为：“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曹寅：《楝亭集》（下）第3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曹丕受禅而曹植痛哭，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着对司马氏篡汉的预断，因为曹植于司马氏的野心早有察觉。所以周汝昌发现的这条线索是极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张溥的评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于是恍然大悟，说道：“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五），载1962年6月2日《光明日报》。就是说，陈思王曹植有臣汉之心，杜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证明曹寅也有臣汉之心。结论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实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明遗民杜认为曹寅有臣汉之心这件事关于陈思王曹植的臣汉之心，丁晏在《陈思王年谱序》中也说过：“陈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夫陈王固未尝忘汉也。魏王受禅，王发丧悲哭，其《情诗》曰：‘游者叹黍离，行者歌式微’，《送应氏诗》曰：‘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故宫禾黍之感，有余痛焉。《赠丁仪王粲诗》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称其父臼‘皇佐’，大义凛然。服事之忠，唯王能守臣子之节，使其嗣位，岂有篡汉之事哉！”《见三曹资料汇编》第 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被严丝合缝地考证出来了。只此一例，即可见出周汝昌先生红学考证的功力。还有根据曹家习惯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个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犹，考慎其相。”从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红学考证来说，的确是一种学术贡献。
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红楼梦新证》的第八、第九章和附录编，就是对这几方面问题的考证《红楼梦新证》第八章为“文物杂考”，辨析丁曹雪芹画像、脂砚斋藏砚，“怡红”石印章和曹雪芹笔山；第九章为“脂砚斋批”，分脂批概况、脂砚何人、申著作权、议高续书四节，及补说三篇。。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参见《红楼梦新证》（下）第856页至第868页。，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条批语写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以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许多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但周汝昌先生继续坚执己说；这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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