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1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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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02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去了滚石的酒吧。
2003年 元月1日 天晴
新年到了，外甥女韩铭发来短信，大姐二姐都回了老家，还告诉我，父亲决定在正月初三做他的生日，老人家七十九了。
在鲁院半年，个人小结我扯了五点：一是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文艺政策，二是认真听课，拓宽了视野，三是参与了学员作品的研讨，四是有时间阅读经典作品，参悟作品的精神高度，五是积极在老师指导下，开展文学对话。
李冯在北京台大谈《英雄》主题，也算是配合一下炒作吧。《英雄》完全是一次商业制作与商业动作，《英雄》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英雄”的概念，这也就够了，看不看片子是无所谓的。只有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才格外地呼唤英雄，《英雄》以它特有的方式，成了本年度电影市场上的英雄。
继续写作小说《大雁塔》，西安回来之后，真的是越写越亮堂。
小天数学考了80分。
元月2日 天晴
和西扬、艾伟他们打了一会儿乒乓球。
早餐时，孙惠芬说，昨天她送走了一个瘟神，今天病就好多了。从西安回到北京，她一直不舒服，不是头痛就是拉肚子。她分析说原因是她在西安碑林买了一个骷髅人像，那骷髅头上还有一支独角，好像一根避雷针，可惜在汽车上传递观赏时，不知给谁碰断了，从此，孙惠芬的厄运也就来了。这种事，让人听了，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
上了一会儿网，阿森纳击败切尔西，曼城战平埃弗顿。
与红柯聊天，谈小说的个人化问题。他的长篇小说《金驴》刚刚被《当代》退下来，洪清波要求他改得再明白些。红柯苦恼的是文学编辑总是把作家类型化，好像你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那样写是别人的专利。这样的事他碰到过多次了。
还有一些评论家说他只能写写短篇小说。其实红柯有三种写法，先锋的，黑色幽默的，写实的，他最拿手的是那种诗意的，带有地域特色的西部小说。他和王松在这儿写得最多了，王松已经有了两个长篇。
去华堂商场取了一千元，买了返程的飞机票，以免到时措手不及。回来后继续写小说。
欧阳黔森说请我晚上去看《英雄》，结果人影儿也没了。
省作协办公室寄来表格，催我们赶紧填写。这一年来，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北京，还真没有什么成绩可写。
《十月》周晓枫打来电话，建议我把小说打印给她。
王山也几次来电，要我赶紧把对话稿发送过去，他等着发稿。于是我又联系胡平院长，请他发过去好了。
欣赏皇家马德里和奥林匹亚克斯的冠军杯赛，2：0，令人眼花缭乱。
元月3日 天晴
凌晨，写好小说《大雁塔》。
作协党组成员吉狄马加谈全球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文学，他强调了边缘性、区域性与全球化的关系，认为最好的作家集中在东欧和非洲，提醒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要进行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马加显然在给我们打气，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但是要弄清自己究竟是谁吧。
再次把对话稿送交胡平审阅，下午打印出来，并发送给王山。
打印小说《大雁塔》，给周晓枫寄去一份。
晚上给刘继明看，请他提提意见。
元月4日 天晴
刘继明过来谈《大雁塔》读后的感受，他认为还是太轻了，没有撑破什么东西，倒是技术上过度娴熟，有点类似韩东的作品。
我相信刘继明的判断，因为他也是新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认为这个小说已经与新生代时期有了区别，有了些厚度，而非单一的、平面化的。至于技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也不止这一篇。不过我没有强调这些看法，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存有偏爱，而且很有可能是个误区，既然请人家看了，就得允许人家评头品足。我只是说了一个比较虚无的观念，关于大雁塔和有关他的诗以及这篇小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继明说，即使表达了这样的意念，也没有价值，意义不够。他认为我应该投向农村。他说我在投入城市之后，没有多少结果。而我身在城乡之间，应该有着更多的关注现实的东西。我说关于现实，我们有着一个适度的距离感。事实证明，没有距离的现实都是不成功的。刘继明不这样认为，他说他九八年就写出了关注农村的作品，只是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鬼子的小说其价值就在此。
到艾伟那儿拿来《收获》第六期，看了一会叶兆言的长篇《没有玻璃的花房》。
晚上，鬼子意外地到了，请我们二十多人在肥牛火锅城吃饭，谈歌主动和我打招呼，还问我怎么不戴帽子。
乏味的火锅，热闹的气氛。耳朵冻得要掉，真正的感受到了北京的寒冷。关仁山一路和我跑着，谈着河北的情况，一边说，罗望子，你是得买顶帽子呀。
元月5日 天晴
西扬通知我，夏商马上到。十一点，夏商到了，张者请客，我们来到朝阳公园附近的九寨渔村，那里的水煮鱼的确有些风味。
这回的张者，已经自己开车了。车是丰田车，据说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换了一辆。有路就有丰田车：不知道张者是受了这广告的影响，还是受了“丰田杯”的影响。我们都像陈奂生，分批坐他的车。我是捷足先登，去时就坐。车子的仪表盘上显示出我们在北京的此刻位置，而且自动制导和提示着张者去走终南捷径，看起来就像走进了电子游戏网络。但是我这个人总是往歪处想，我想张者要是逃跑，可就入地无门了。
晚上夏商请张懿翎吃饭，我们跟着。西扬说，没事的，我们吃夏商的从来不心疼。夏商在上海开着一家全景文化公司，先是资助过《作家》杂志，搞彩色版，后来自己搞杂志，还向我们约过稿子，结果办了一期就停了。
让我惊奇的是，和夏商一齐来的还有蒋颤文，如果说夏商是亦文亦商的话，那蒋颤文则完全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了。可是有谁知道这个男人，九十年代曾经风头正健，创作旺盛呢。能够见面真是感到安慰啊。我们亲热地招呼着，心里又不免有点落寞，当年《钟山》杂志曾经把我和他以及李洱一齐推出。由此我又想到当年，拿到一本文学杂志，心里是多么激动啊，而且每本文学杂志里面，都潜藏着精彩的小说和刚刚浮出水面的新人，那时候写小说的一大批人，像上海的林宕，浙江的黄石，都不知去向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哪怕是能够再次看到他们的名字也成啊。
我知道他们的消失有着诸多的因素，但我肯定不在于文学本身，同时我也为自己以及像我一样没用的人能够坚持到底感到庆幸。
我们在建国门附近，进入一个蒙古包。夏商此次来北京，是作家出版社即将为他出的一本书《掉尾巴的女人》。而作为商人的蒋颤文，到北京就像去小吃店一样家常便饭，每个月都来。蒙古包里羊肉串很地道，硕大无比，肥美无比，用长长的铁扦子扦着，张懿翎和西扬给自己要了十串，我是看着他们吃就饱了。
在座的还有夏商的朋友，写评论的阎晶明，他刚刚从山西调来，在作协办公室工作。
回来后，和张者他们打了一会儿牌。
突然想到“我写作，我自由”这句话，我知道，这是从“我选择，我喜欢”那里套来的。
元月6日 天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宋晓梧，前来介绍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宋秘书长以国务院公车整顿最终流产的事实说明，一方面公车费超过了公务员的工资，一方面改革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是大有大的难处啊。他认为应该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公务员改革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
机构臃肿和铺张浪费，一直是中国体制的顽症，它直接导致了腐败的根基。奇特的是往往越改摊子越大。
前天的《文艺报》上刊登了胡殷红采访李敬泽的文章，讨论写作心态的问题，忧虑着“浮躁”毁灭着作家。对于我们提出的“将小说进行到底”的口号，他说可能是在表决心吧。
浮躁其实不是今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十多年前贾平凹就写过一部带有预见性的长篇《浮躁》，它几乎成为世纪交叉点一切社会现象的关键词。我倒是有一个标题可以送给殷红：写作越来越功利，文坛劲吹“下岗”风。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还有着“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的旗号的话，新世纪却是失去了大旗，批评家不再缺席，但人们所憧憬的文学多元化渐渐成为空壳，道路越走越狭窄，写实越来越具体，少见超越现实的作品。即使偶有佳作，也很快被民工风、小姐风、下岗风的沙尘暴所吹散。不是不能写下岗，下岗也的确是世纪之初的现实中国，而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下岗，包括那些有才华的作家，而一个作家有无才华，往往体现在他的想象力和能否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上。
午饭后顺便在阅览室借书：奥康纳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和阿城的《威尼斯日记》。
到楼下的109看望夏商，他送我两本书：《标本师之恋》和《裸露的亡灵》，都是朱燕玲给他编辑出版的。
在楼上刘玉栋的宿舍，碰到北京长城艺术文化中心的刘瑛，她正在向大家要稿子，希望能给他们的公司拍摄影视。据说麦家的《解密》就给了她，卖了三十万。
不管是真是假，每天生活在这样强刺激的泡沫环境里，能不浮躁吗？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奇迹，而严格说来，与文学本身越来越远，有些东西是自生自灭的。
张懿翎来了，和夏商签合同。
和西扬、艾伟打了一会儿球。在我这里，艾伟是彻底绝望了。
复印顾峥的《没有终点的站台》和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把《天涯》杂志还给王松。我试图去尽力寻找一种叙事的腔调和结构。我想创造一个新全知全能者，但又不是单纯的第一人称。
元月7日 天晴
下午《小说选刊》搞活动，创刊二百期的纪念和评奖，毕飞宇、苏童昨天就到了。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前往参加。其实《小说选刊》一个星期前就发了请柬，只不过分两次三次发的。有些则是口头通知的，像我就是孙惠芬电话通知的。大概是他们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吧。作家这个职业，是最没准的职业。谁知道谁就一辈子走运，一辈子背运呢。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会因为选刊的趣味，去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
我陪着艾伟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市即将开幕，艾伟想努力一下，让人文社为他的书《爱人同志》适当的做些宣传。
人文社位于朝内大街166号，坐南朝北，艾伟在门房登记，我站在一旁看路上的人流车流。正好王干出来，他也是去参加《小说选刊》的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