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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芙蓉-2003年第5期-第59部分

小说: 芙蓉-2003年第5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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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怪现象,在中国看展览的时候,一个展览会只要主持人、媒体去了,就说是展览成功了。甚至在一个展览会上,还听到过这样的话:只有某某某来了,这个展览就成功了,其他人就可以不理了。开幕式一完,展览就结束。我真不知道在中国办这样的展览到底有什么意义。完全变成了艺术家自己内部的手淫,而且这种手淫的方式是没有生命结果的。对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悲凉。我们在国内想做展览,没有场地,没有经费。但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得有发言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就是没有。所以,大部分人也就只有出国去展,只有再继续接受别人的选择。 
   
  杨 卫:我们还是来谈一下价值的问题。你谈的是一个外在的客观条件,但是价值问题我们不谈,谁来谈? 
   
  丁 方:这几年我也经常出去跑,确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状况,而且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至于这种经济发展想采用的模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价值标准,模模糊糊地觉得采用的还是西方的一些模式。实际上,反过来我们就能看到,西方的文化艺术在它们的社会中也是有着一种延续性发展的,持续了数百年的影响。但在中国,我们的现代文化没有根,是比较玄的,对社会也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也就出现了刚才各位所讲的各种感觉。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漫长的。我感觉到,现在真是一个多元生态的时代。在国外,我的感觉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两种:一是目前西方国家现实的文化策略,受资本、利益、竞争的驱动变得很快,对此我们应该分清。二是西方博物馆中的现成的文化传统。到国外一看,真的感觉西方文明是一个世界的文明,而咱们的博物馆中是些什么东西?所以,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状况下,最后的根基还是要体现在我们对自己有个交代。我们的追求不应把很多外在的因素看得过重,否则老是失落。当然,这跟艺术的好坏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是个人的一种选择。现在,中国艺术家还是要寻找到我们这个民族和传统的文化资源,重新认识和发现。我们看到,已经形成的文化现象只是流而不是源。我感觉到还有更深的源,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人类学家的论述非常有启发意义。中国这么大,人是多了一些,但地方很好,绝对能搞出好东西来,不用着急。 
   
  冷 林:现在已经搞得不错了,我觉得不能抹煞这2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当然,开始的时候会出现体制上不让你产生影响的情况,会有某某某来看了展览就够了的情况,这是过去的一种状况,可现在不同了。你们看看流行文化时尚的变化,我是在2000年出去的,出国之前看当时的时尚、家具类的杂志,感觉还是不行;但是这两年,信息加快了,确实从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变化当中确实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对你有价值,可能对旁边很多的人甚至更大的范围都有价值。关键是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有意识地寻找到,我们的情况恰恰是有一点被动地形成,而没有主动。当然,说到文化机制,我觉得还是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评论家所依附的结构、集团不一样,艺术家本身的概念在中国也比较含糊,国内的东西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有效的沟通、讨论、整合。现在北京搞的双年展,就不完全是跟文化有关系,而更多的是在抢夺某个市场;其实抢夺的就是美协曾经拥有的那些权力。但不管怎样,至少现在政府有了这样的意识,也有了这样的需要,所以也开始出资支持这样一些当代艺术了。总之,我觉得文化建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建立多元化的艺术批评 
   
  刘骁纯:刚才汪民安已经介绍了“东方主义”的来龙去脉。“东方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强的政治性的概念,跟我们讨论的艺术创作有很大的距离。这个政治性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当中的自我批判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通过汪民安的介绍,我觉得“东方主义”是他们内部的一种东西,是西方文化自己批判自己的方式,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搬用“东方主义”有些太简单了。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对蔡国强的作品张朝晖就曾经提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他说:“如果把你作品里的中国符号都抽掉,你的作品里还有什么东西?”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蔡国强是在卖弄中国符号。蔡国强说抽掉中国符号就只剩下西方符号了。当然,如果都抽掉,就只会剩下一堆铁丝和铁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讨论,简单地套用“东方主义”来谈艺术,谈不清楚,其实还不如谈我们到底怎样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关键不在于输出什么,而在于我们创建什么。我的感觉是批评家的责任还是很大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个人在寻找什么?探索什么?最终艺术家是要建构自己的东西。艺术家在创建自己东西的时候,批评家很重要的是判断艺术家创作得好不好。我觉得是否太欧化或太传统都不是重要的,是否有好的创作、批评家能不能建构起自己的批评体系(才是关键)。当然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多元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没有统一的标准,才牵扯到要建立自己的标准。批评家需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统和价值体系,这样你对艺术家才能有所选择。当然,所谓没有标准是相对的,是相对古典的一种标准而言的。其实,没有一点标准也不大可能;如果没有标准,为什么偏偏要挑选那些艺术家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觉得不应该去管是不是西方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其实西方人不喜欢的也有很多好的艺术家,而西方人看好的也不见得都是好的艺术家。 
   
  冷 林:寻找到一种共识,我觉得短时间内还比较困难。每个评论家的生存基础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的在美术学院,有的在美术研究所,有的没有工作,有的在杂志社。基础不一样,其理论趋向就会有所不同。因此短时期内不会有某种共识。 
   
  刘骁纯:我觉得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体系。 
   
  朱 其:是做策展的,我感觉我们从1993年到现在,一轮一轮的艺术家出去参加国际大展,肯定也是有标准的,但是确实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国外的展览偏偏要选择这些艺术家。当然,理由可以说出很多,有的批评家感觉比较好,有的批评家看的书比别人多,肯定会有不同的标准。 
  2002年我自己做了一个展览,我也有我的一个标准,我的标准就是从这个展览开始,再不去赶所谓国际新潮了。这个展览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做的展览,比如国内还没有先锋摄影,我去做一个之类的赶潮流的展览。从这个展览开始,我是要往回看,对一代人过去的十年作一个自我主体性的精神分析,包括这一代人这十年跟过去二十年的一个联系。我觉得,现在做展览对于一种自我结构的、主体性的精神分析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意识究竟在哪里?吕澎以前写的那本书叫《现代艺术史》,后来又写了一本《当代艺术史》,他的书虽然挂了艺术史的名,但还真的跟过去没有什么联系。这里确实涉及到一个评价的问题。凡是从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你去看一下他们的知识背景,他们对传统不可能了解得很深刻,对西方也是一样,他们的自我主体性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待,在1976年之前,中国的视觉现代性怎样过来的?1976年以后,视觉的后现代主义立足点在哪?比如中国的现代美术,一般说是从徐悲鸿开始的,从他留法回来的那批油画开始,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开端。而实际上也可以这么说,徐悲鸿只是引进了一个画种而已。中国100年的文化史,本质上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演变过程。如果研究中国革命性的文化演变过程是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可能延安的木刻会更有意思一点。 
  另外,关于引进西方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是照搬。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你自己的一种情感呼应,或本土的需求。正是因为需求这个东西,或是因为这个情感开始产生了,才会选择这种方法和形式。我觉得,包括北大的很多文化学者,在谈现代思想史的时候,一般是从文献的角度:谭嗣同是怎么说的?鲁迅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按照精英的方式演变的。个人在这个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情感结构或自我结构。对此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分析,但我觉得这直接影响着每一位艺术家或理论家的思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15年,美国关于艺术展览的摊子铺得有多大,中国也可以有多大,这不是问题;可是到了2015年,我们有多少拔尖的东西能够拿出来?这可能才是问题。 
   
  刘骁纯:我感觉,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现在西方人并不重视的艺术家中,也有许多是很好的艺术家。对于这些艺术家的发现,需要批评家的判断。同样,被西方人认可的,也有很多好的艺术家,也会有我们并不见得喜欢的艺术家,这些也需要批评家去判断。批评家的责任还是要做出判断,对当代艺术的现状哪些是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我们思考的重点也无非是对自己的建设,输出什么并不是第一位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建设。所以我觉得,批评家的责任可能在这一点上更重要一些。比如说徐冰,在美国时,美国人根本不注意他,他实际上还是在大陆更有影响,还是大陆批评家把他推出来的。推出来之后,他想了解美国到底怎样,西方是个什么状况。当时,他出去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费了很多努力打出一拳,可就像是打到了软墙上,根本没有什么反应,社会不承认,博物馆也不承认。”当时的徐冰等于说就是在做自我输出的工作。 
   
  冷 林:刚开始到美国,徐冰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影响力非常小。确实,他是赶上了展览对多元文化的需要。后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大环境的需要,把他一下子抬了上来。当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刘骁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判断谁是好的艺术家。如果对一位好的艺术家,不能给予支持,让他一直得不到大家的承认,对我们的艺术建设就会有影响。 
   
  冷 林:判断一个艺术家的好坏,确实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条件。现在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以英文为主,你要在上面发言,把某种东西说出来,就先得学会这种语言。你不能用英文写作,又怎能在各种国际流行的刊物上出现,来不断评价艺术呢。像现在在国际舞台影响日隆的侯瀚如,就完全是仰仗了他在语言上的优势,至于他的态度则完全是可以变的。比如他刚出国的时候是讨厌中国人的,但随着1998年“移动的城市。”那个展览项目的启动,他被选择作为策划人之后,态度很快就变了。他现在的立足点还是靠的中国。以后的情况可能还会随时发生变化,实践跟理论其实还是两回事。 
   
  朱 其:我专门问过徐冰一些问题,他说:“我在出国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是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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