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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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有意或无意地透露一种人生态度或信仰，我敢决定它毫无生命。所以我以为一切最上乘的诗都是最完全的诗，就是说，同时是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艺术观的明显或隐含的表现，并且能同时满足读者的感觉和理智，官能和心灵的要求的。”试比较上引朱著那几句话，不免叫人觉得朱著为了急于反对进步文艺界“为人生的艺术”，而手忙脚乱地搬出“为文艺而文艺”这件早已失灵的法宝，真有失学者风度了。梁先生乃不得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光潜所举的实例说：陶潜的《桃花源记》难道不蕴含他的政治理想或向往？王维的写景诗是否寄寓着他那恬淡禅静的灵魂？我们在柳宗元的山水里可否找着他的孤介，沉郁，幽深的面目？反之，我们在历史上有的是忧世忠国的诗，何以独屈原杜甫卓立千古？何以只有他们能够这么深澈地感染和陶冶我们，如果不是完全为了它们的高贵，尊严，强烈的表现？”对这诘难，我不知道朱先生将怎样或有没有话回答。学者不应以蔽人自蔽，何苦睁着眼说瞎话。
至于论理不严密，梁先生“不想冒断章取义的罪名”，文中“抄了这么一大段”《咀华集》里的文字。这里我们只摘来李先生有关论点警句：“所以晦涩是相对的，这个人以为晦涩的，另一个人也许以为美好。”“一切临了都不过是一种方法，或者说得更妥当些，一种气质。”“实际文学上任何主义也只是一种说明，而不是一种武器。”“浪漫主义虽然描写，却是呼喊出来；古典主义虽说选择，却是平衍出来。”“所以任何主义不是一种执拗，到头都是一种方便。”文字能力确实不凡，很有点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味道。然而认真的梁先生却“觉得个中细节和全段都大有可推敲之处”。“光从细节说起，第一，我不明白‘一切临了都不过是一种方法，或者说得更妥当些，一种气质’里的‘气质’二字。‘方法’是外的，‘气质’是内的；一个是表现的手段，一个是属于那被表现的本体。‘气质’一词怎能够替代甚或修改‘方法’一词所不能正确地表达的意思？这就不但是滥用名词，而是误用而导致逻辑混乱了。”“其次，古典主义最讲究‘迂回的说法’，怎么会‘告诉我们下雨就得说做下雨’？”以及“第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一类名词的含义原是再繁复和活动不过的；我们用起来就得格外审慎，就是说，先要给它们下一个清楚的界说。或至少间接提示它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含义”。“作者自己似乎就忽略了象征主义和古典主义不独不是不相容的，并且也不一定是相对立的。”“便是说‘古典主义平衍出来’也有语病，只要细读腊辛（今译莱辛）的戏剧便知”。很明显以上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语病问题，所表现的不是能力，而是一种习气，一种学风。梁先生接着写道：“一个读者所急欲知道的，便是：全段的中心思想究竟何在？什么是其中论理的线索？或者更清楚些，从一句似乎精警的话到另一句似乎精警的话，从一个抽象名词到一个抽象名词，从一个主义到一个主义，作者究竟要引我们到什么地方？”其实，正如梁先生所指出的，“读健吾的散文，我们往往感到一段文章是许多关于文艺的至理名言的‘集句’；折开来有时很精警，联缀起来却找不到他命意所在，至少丝毫无补无与于全段主意的进行。”有时确实有这种情况：作者一味地恣肆为文，竟忘记了要告诉读者什么，或至少应该先把想说的话（假如真有的话）组织好。就这么信笔驰骋起来，其实像朱、李二位“修养比较深厚的名作家”，决不会不知道这最基本的道理。梁先生接着指出：“按照全文的大旨，按照行文的惯例，似乎这段的主意应该在第一句：‘所以晦涩是相对的，这个人以为晦涩的，另一个人也许以为美好。’那么这许多主义的缠夹不清的比较究竟有什么理（由）插足其间？或者在最后一句：‘所以任何主义不是一种执拗，到头都是一种方便’？那么，‘任何主义都是一种方便’这事实和‘晦涩是相对的’怎么联贯在一起？难道作者要暗示给我们：晦涩所以是相对的，完全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主义各别？”梁先生不无遗憾地慨叹：“作者是绝顶聪明人，我深信绝不会作一个这么笨拙的推论。那么，容我复问一句，这一大段的中心思想究竟何在呢？”
临末，梁先生表歉然，“说了这许多话，似乎有点近于吹毛求疵”，同时表示“这些小疵断不能淹没这两部（按即《文艺心理学》，《咀华集》）我们文坛难得的作品……的大醇”，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只不过是出于那种忧虑：“在作品本身虽是微之又微的瑕疵，它们所引起的误解却难以形容得尽致。听说光潜关于《月光曲》那段文章早已被选入开明书店中学教科书的《活页文选》。我们可以想象一班班的中学生对于《月光曲》及其它吸引了怎样谬误的观念；假如一天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几曲音乐，对于作者又起了怎样幻灭的感想！”又曾有几个人怀有这样的忧虑呢！梁宗岱就是梁宗岱。
言者谆谆，这篇文章发表后，出乎梁先生意料，“引起这许多（其中自然有例外）不健全的反响，”这是他用写给李健吾先生的信的方式写的第二篇文章《的余波》（《大公报·文艺》，1937，6，27）里的话。李先生反批评文章《读——致梁宗岱先生》（《大公报·文艺》1937，3，3）里说他说话“太随便”，“奚落”了他和朱先生。梁先生很谦虚，说这也许因为文章“语气不正”，并且解释所以写它是因为“在各种出版物上注意到我们的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夸”，“只顾拼命的堆砌和拉长”，“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于是读者“只觉得汪洋万顷，淼淼乎莫知其的止”。他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于是我便不客气地——允许我借用你一句话——向你开刀了。”其实，我们读梁先生那篇文章，从不觉得有“好为人师”的训人口气，倒是很委婉的商榷口气，疑义相与析，大家一起来讨论，更没有什么炫耀自夸的意思，所涉及的事是“微之又微”的常识，只不过关系却确实很大。
梁先生着眼的正是这个大处。他说，他所抨击的，“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还有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他以为“那才是我们文坛流弊的根源”。他说，他指出李先生的缺点，那么严酷，是为了“探本溯源”，接着又举例：一位新从欧洲休假的名教授，说欧洲歌剧，法国不如德国，巴黎演的，剧本和表演都不如柏林，于是梁先生“就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岂不知这柏林演的和巴黎演的同是法国人古奴（今译古诺）作的剧本吗？’”不知这位教授感到难堪了没有？梁先生却自责了：“这或者由于我爱真理到了一个失掉‘幽默’的程度，饭余酒后的聊天原是用不着这么认真的。”然而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所以这样，是由于对他来说“须知这种无意的表现和其它一切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接下去又是两个生动例子：更引他注意的“梁实秋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大文《论文学的美》”，这下梁先生有点按捺不住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许一个最高学府的外国文学系主任这样厚颜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真的，连最初级的认识都没有！试看这一段：‘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能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还有比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对于美学，甚至对于图画和音乐的绝对的愚昧的吗？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据这几句话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这可真有些疾言厉色了，而这也是由于他的忧虑，他慨叹：“但是在这一切都在萌芽的国度里，有多少读者能分辨得出来？”除了他，还有谁能这样写？就是这个梁宗岱，还是这个梁宗岱。
怎样克服这种恶劣的倾向？怎样从这个文坛的极大的危机中突围？满怀忧虑的梁先生倡议：“应该努力建立一种绝对‘无私’的态度。”“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要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他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有一种新的风气，像他曾经目睹的法国学术界“第一流人物”那样，虽然“平常是极礼让的”，在为了一个问题而热烈地辩论时，“却你一枪，我一剑，一点也不让步，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所讨论的观念，只有真理。而当对方的理由证实是充足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毫不踌躇地承认和同意的”。他说他“羡慕他们的认真”，“更羡慕他们的自由与超脱”。这样，很自然地使他忧虑地就是：“回头看看我们知识阶级的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的主张，他的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梁先生认为，所以这样，“我想不外两个理由，一个是恐怕自己的意见或认识经不起严重的讨论，一个是大家把意见看得太私有了，太关切了，这样短兵相接是会丢脸，会伤感情的。”接着梁先生举了个对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的例：“三四年前，我们学术界一位名流著了一部什么史纲，给中大一位史学教授指出许多谬误，这名流竟公然主张把那位教授解聘便是一个极端的例。”梁先生称之为“亲亲仇仇主义”，“因为把学术或意见看得太私有”，“大凡是自己朋友的都是好的对的，是自己仇敌或非自己朋友的都是坏的错的——至少是坏的和错的机会多。自己的作品因不容人家批评和指摘，就是朋友的也不容人家批评和指摘。这种态度有时可以出自极高贵的情操：一种对于友谊的热烈信仰，但大多数却是互相标榜以互相利用，连带地便是对于另一方的互相攻击以互相打倒。但是无论动机纯正也好，卑下也好，其为阻止开诚布公的批评的发展，助长一种虚伪与敷衍的风气则一。这种风气的逻辑的结果，便是当面恭维你，转过背，却在嘲笑或痛骂你了。写在纸上这种行为似乎卑鄙不足道，但在现实里恐怕比我们所想象的多了不知多少倍。”
我的抄书应该结束了。梁先生这两篇文章50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读起来居然就像刚才写下来的一样，不但切中当年的时弊，也切中今日时弊，难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坛竟一点长进也没有，某些方面某种性质上比当年还更酷烈，更惨，更叫人不忍心凝视。两篇文章，在我来说全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玑，只想让更鑫的同好读到，一起来思索。
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遣产对我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珍贵结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对应现实提出的问题，愈能显出其珍贵。例如，梁先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