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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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业钠桨驳Ｐ模蛭Ｐ模炊桓业轿壹依锢础４笾率�1967年一整年，我们由有时见到渐变为很少见到；到1968年，我斯文扫地，兼劳动；他呢，清队是不问老不老、退休不退休的，也许有什么风吹草动吧，我们就断了来往。记得是7月2日，我仍依常规，早饭后骑车上班，车到后门桥头，看见他在右侧的石栏旁站着，显然是在等我。我下车，四外看看，行人不多，没有人注意我们。可是我们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只小声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昨天入城，想今天就回去。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很紧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问题不严重（据我所知，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估计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说，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快走。我们都怕“偶语者弃市”，就匆匆未握手而告别，万没想到这就成为最后一面。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流年碎影》 刘佛谛（2）
这一来我就难得心安。恍惚记得苏格拉底说过：“人都说死很痛苦，我没经历过，不知道。”这是哲学家的思索，而且来于逻辑；至于我们常人，就还是相信常见，死是痛苦的，尤其动手的不是天而是人。喝敌敌畏，中毒而死，极度痛苦的时间也许不短吧？每想到这些，对照他苍老的笑脸，幽默的言谈，心中总是很悲伤。也就有感慨，想得更远。总的说，又是有的人自己也有而不愿意人说的人性论。分着说，想只触及与这里有关的两种，弱和劣。《易经·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自强是理想，实际难能才这样说的。自然，难能不是不能，正如身高，也可以超过两米。这是说，到故纸堆，到街头巷尾，我们也会遇见强者。强是超常；至于常人，甚至可以总而言之，是弱者。佛谛兄是常人，所以到紧急关头，就表现为瑟缩，即决心逃避。他一生，在熟人眼里是乐观主义者，到自己设想的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放弃乐观主义，也是不强而弱之一证。又佛谛兄作古之后，我的妻，想是出于女本位，说如果刘大嫂还在，他就未必肯寻短见。我同意她的看法，但这就更可以证明刘兄是弱者，因为求依靠（可以一同还乡），舍不得（不忍扔下老伴一个人），正是弱者的表现。我是常人，或者是同“弱”相怜吧，对于佛谛兄的弱，即杀己而不杀人，每次想到，总是既悲伤又钦仰的。再说也是人性一面的“劣”，是表现为杀人而不杀己，或说得更概括些，是以迫害人为乐。整整三十年以前，红卫风起，打、杀、抄家等野蛮残暴的举动遍天下（用古义，四海之内），如果这样干的人数不少于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我们就不应该不想想我们的“民族根性”，而一想，然后揽镜自照，我们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多出些弱者也好，千缺点万缺点，他总不会逼人无路可走，喝敌敌畏。以迫害人为乐，在个人，内是心态，外是行动，可怕是一时的；扩大为根性的劣，就不再是一时的，如果还未感到可怕，或感到而讳疾忌医，就成为更加严重的可怕。如何医？千头万绪，难言也。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以为，这足下就是认知我们的根性还有劣的一面，想减少，甚至变劣为优，很不容易。不容易，这里只好躲开。还是说佛谛兄，他的舍生是出于估计错误，其实，也是依惯例，只要保住命就会等来落实政策，也就还能不是饺子就是馅饼。但死者不可复生，代他后悔也就没有必要。文该结束了，又想到个遗憾，是未能收到他的告别信，写了，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敞快人，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样一个谜！
《流年碎影》 准备离家（1）
借用化学术语，定性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整人兼毁物的既数量大又程度深的综合活动。人与物有别，对待的办法也就不尽同：物是暴风骤雨式，主要是红卫之风初起的时候，凡是未发狂的人认为珍贵应该保存的，都或烧或砸或抢（只是易主，还好一些）；人是一小部分（与若干亿比；具体数目若干，也不会小）暴风骤雨，解脱了也就可以避免下回分解，至于多数未解脱的，就可以借用古语来形容，是水逐渐加深，火逐渐加热。以己身的经历为证，斯文扫地加劳动，再加请罪，是加深加热。但由有权力加的人看，也许仍须再加吧，这就来了送往干校，集中改造的办法。上干校，名义是学习，何以谓之加深加热？是用接受改造的人的眼看，一，劳动更累，生活也就更苦；二，在这样的校之外，日落之后，还可以面对家中人喝白酒一杯，也就是还有一些偷偷保留的小自由，入校之后就大变，编入军队编制的某排某班，如果说还有自由，就只剩下变立为行，先举左足还是先举右足之类了吧？但在那个只能听命（指示和天命）的时期，自己想这想那是多余的；生路只有一条，是顺从，静候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再热心于深和热。
转为记事，记得是1969年6月下旬，我们在昌平县的白浮村参加麦收劳动，有一天开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都下放五七干校。依惯例，听到指示之后要学习、讨论，发言，说所指示如何及时，有如何伟大的现实意义。然后是化认识为行动，报名，希望批准云云。其实，当然也是人人都明白，这变实际的被动为假象的主动只是搬演互骗的一场戏；至于到后台，则是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人心之不同，在这里同样适用，是心中都有数而数不尽同。如我的朋友金禹民先生就以为此一去不会再回来，就结束了北京的家，带着老伴一同出发。先师俞平伯先生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北京的家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许夫人也跟着去了。我有我的想法，是惟恐不能回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三十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粘，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记得不只一个人说，人是社会动物，单说为了心情的安适，也难于忍受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是说，我们常人都有人情味，其表现的重要形式是愿意聚会，如果办不到，就退一步，变为通音问，用形象写法是：以己身为本位，对于一位“长毋相忘”的，愿意能够面对面吃炸酱面，不巧而他或她移住上海，面对面吃炸酱面办不到了，也愿意知道某时，他或她正坐在外滩吃阳春面。就本于这样的常人的生活常道，我离开家之前，要通知亲友我将到哪里去。通知有两种形式，书札和亲往，这亲往还有另一个名堂，曰辞行。大致是7月一个月，信写了不少，其中少数是本市的。关系深的来往多，就不必用笔墨，或者他来，或者我去。还是根据人之常情，随着辞行来的是送行，路远的用书札，路近的必亲自来。无论是书札还是面谈，关系浅的仅仅表惜别之意，关系深的就兼有（纵使不明说）是否能平安回来的忧虑。总之，情况是忙乱加凄凉。
说起人情味，也是凭良心说，就是天塌的大形势之下，由于事是人办的，人，或说有些人，也许如宋儒所设想，心中仍有天理吧，有些安排就还富于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