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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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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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15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18倍，平均每年增长120％。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4。67倍，平均年增长31％；农村购买力增长2。76倍，平均年增长18。4％。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地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在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囊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连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 ，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发的31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阿旺晋美1981年6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的，我们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
但是时过不到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1984年4月以政府布告的形式对外宣布：
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类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产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1147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320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2家卡拉OK，4家录像室和8家台球室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已经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闻名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是汉人多。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世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2、割不掉的肿瘤
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育的“稳定集团”。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学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1点上班，1点下班，下午4点上班，6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各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他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县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内地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 。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23。8亿（最后实投37。9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曾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西藏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方设法从北京及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加重开始】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力和捞到个人好处【加重结束】──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之“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决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 ）。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1993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23。63亿元人民币，相当2。88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