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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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兰州等地，都是纺织业的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都是冶铁业的中心。至于商业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余，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南北不平衡的。商业资本的活跃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在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以银为货币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银代替了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时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3。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当然还很微弱，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如在苏州丝织业中最为明显。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况。这里的机户有多少不详，但知总共使用机工数千人之多。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专赖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即是具有人身自由的人。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自由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之下，如果有的机户雇工较多，扩大了生产，那便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明人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复发家致富的故事。施复是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的小机户，夫妻两口辛勤经营，原本只有一张织绸机，后来扩大到了三四十张织绸机。象施复这样的机户，可以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主了。施复虽是小说里的人物，但他的发家故事却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实际施复式的人物，也的确见于当时的明代社会。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其祖上在成化末年，由购机一张增至二十余张，这也是工场手工业主。张瀚祖上的发家是在杭州，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总之，明代后期，在苏、杭，特别是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已有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出现。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如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即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自万历以来，这里有暑袜店百余家，店主将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诸“男妇”各回家中做成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暑袜店的店主显然是包买商，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产的雇佣工人。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这样的油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又在广东韶州、惠州等处的冶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在云南的铜矿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属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社会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对外关系
1。郑和 下 西 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原因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出于自卫。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以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载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线等等，载归的土特产品有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之类。因为所载都是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被称为“宝船”。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如1415年（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永乐皇帝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余人，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命为之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犹保存完好。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使者盈满朝廷。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2。倭寇 之 患
倭寇的侵扰 倭是当时对日本的通称。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倭寇先是侵扰山东，以后渐次南下，经江苏，浙江而达于福建、广东沿海，所在出没无常，忽来忽去，杀伤居民，掠夺财货。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强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没有酿成大患。倭寇为患最烈的时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那时奸臣严嵩当权，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如明初沿海防倭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此无一足额，甚至仅余一半，惟余老弱。沿海防倭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因此倭寇所至，无力抵御。另外，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或与倭寇相勾结。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著名的头子有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或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徐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