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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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