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2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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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自己的老伴住在早年分给她的平房里．屋前种着瓜果蔬菜．周围是绿色的原野，更远处是戈壁荒漠。
“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因为许多人退休后都回到了城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她说完就哈哈笑起来。
人们说，她喜欢孩子，她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当我请她唱一首歌时，她欣然答应了——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最后，她告诉我，她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她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她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她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一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花环，你戴上了它多漂亮，上面有星星和太阳，闪烁着明亮的光……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
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蔼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是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并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光。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已叫不出声音，但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的车篷被拉得更严了，手中那当枪的伞也握得更紧了，好像它真能射出子弹似的。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馒；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地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馒，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我在心里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但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扯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这样的地方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里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要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人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所以后来那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决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衣服也像是从盐水里捞出来又被晒干的，硬邦邦的，难受得很。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麻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吧！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但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苦了很多，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多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走在前。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当时分我来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来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一是我入伍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分配年龄，又去上学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十多二十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了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不可能不服从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而文化层次越高，她在行动上越想抗拒这种婚姻，内心也就会更痛苦。
反正，我到学校后，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这块石头自我入伍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在工作中先进。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它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抔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那座气势磅礴的巨型雕塑伫立在石河子市开拓者广场上。它不仅是一座城的城徽，也是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灵魂的缩影。
那粗犷的力度，那深深地勒进肩膀的大绳，那重重地踩在地上的双脚，那如铜似铁的筋骨，那坚定而无畏的、充满希望的眼神，还有那一架犁进荒原的铁犁，让每一个面对它的灵魂都能感受到当年荒原的震悚，风雷的激荡。
从那里，你就可以读到一部独特的史诗。
那原本是一片万古荒原，空中飘荡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尘，寂寞的玛纳斯河，从它的南端蜿蜒流过，最后无声地，幽灵般地消失在沙漠深处……
荒烟。衰草。风沙。沼泽。
它就如此荒凉地沉睡在这里。
人们试图唤醒它，但一次次失败了，只留下了半掩于荒烟衰草中的零零星星的断壁残垣。直到一九五二年初，它的长梦才被驻绥来（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