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6期-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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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题思想的多元性“祖先情”普遍意义的揭示
米勒一改历史小说线性叙事的特点，采用时空交错法，使小说的开篇就不同凡响，让读者陡然意识到了祖先与子孙间无休无止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子孙背井离乡生存错位的结果。小说主要叙事者史蒂文与母亲之间的一席话揭开了“祖先游戏”的序幕：
“那你是不希望我与你一起待在英国了？”
“我希望如今我们之间的关系能有所缓和。”
她走出厨房时丢下这么句话，仿佛要把我扔掉。
“明天一早我要回到澳大利亚，继续我的放逐？”亚历克斯·米勒：《祖先游戏》，欧阳昱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年，第1页。
于是，小说所揭示的“祖先情结”这一普遍意义便围绕着“游戏”开展了，以这一现象发生的现在时为切入点，米勒巧妙地截取了浪子、格鲁特、史蒂文这三位定居澳大利亚移民的生活侧面，用细致入微的手法描写了这些看似已与祖先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又时常为自己的祖先所左右的尴尬境遇。而这其中有关“浪子”身世的叙述又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精彩的一个乐章，成为展示小说主题最浓重的一部分，由浪子引发的一个有关福建人凤家四代在澳定居的故事大致如此：
1848年凤家的第一代离开了福建，作为包身工来到澳大利亚作牧羊人，第一代凤在澳大利亚结识了另外两个移民，在其中一个朋友被白人杀害，凤为其掩埋尸体时，偶然发现了金矿，后成为百万富翁，并取了一个澳洲妻子，生有几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叫维多利亚·凤，她是凤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凤是位银行家，极其自傲，早已“欧化”，后娶莲为妻，生养儿子，取名为“浪子”，成为第四代凤。这其中第一代凤因不满祖先对他的束缚而远离他乡，成为“祖先游戏”的败方；第二代凤则与自己的母亲水火不容，在家中似乎是个“陌生人”；第三代凤则试图要放弃祖先的一切祖训，把两个女儿嫁给外国人，以示对传统文化的抗争；而第四代凤——浪子则将这场游戏推向极至，连名字都带有强烈的反抗意味，他烧毁了象征祖宗的家谱，并把世代相传的宝镜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扔进了钱塘江，以示与祖先的彻底决裂。最后他终于远离家乡杭州，只身前往澳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浪子，在墨尔本专门从事绘画，希望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在那里与其父的好友德国医生奥古斯特·史皮斯的女儿格鲁特·史皮斯以及小说叙事者，同为沦落人的史蒂文·米尔结为朋友，组成了一个三人小世界，并以其极相似的经历揭示了“祖先游戏”的内涵就是“在家即错位，流放即归家”。他们不得不自己重新寻找身体与精神上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距离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所以，书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踏上了自我放逐的历程，似乎只有远离家园，才能找到心灵上的家。正如小说一开头引用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一段话那样：“我们这时代已丧失了有关家庭与种族的基本分类，使得每一个人完全属于自己，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个人成为自己的救世主。”但是正是这种个人的人格受到了攻击，无论是欧洲的移民，还是中国的移民，在澳洲都没有真正找到家的感觉。那种心理上的归属感使得他们难于完全融入一个新的国度，内心深处的家园使他们具有一种拒绝被新的国度的举止和信仰感染的免疫力，他们既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所造就，也更为其祖先所造就。有关祖先的梦一直萦绕在他们心际，“那些死去的人并不愿死去，而是时刻在对活着的人施加其影响力。”（127）使得这场游戏的负方和赢方祖先之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境地。例如：久居国外的浪子的父亲虽然坚持要把两个女儿嫁给外国人，以示他在理论与行动上的开放，但内心却又恪守其儿子一定要娶个中国妻子以完成传宗接代的这一重大任务的观点。就连浪子这样一个希冀着要摧毁祖先堡垒的人也盼望着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浪子，不管离家多久，最终要回到家乡，改过自新，与祖宗和好。书中人物莫不如此，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祖先情绪就在小说人物对其祖先身体上的排斥而精神上又为其左右的模棱两可的情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祖先情结”当地意义的揭示
亚历克斯·米勒为深化小说主题思想，还运用了各种技巧。如在每一章节前他都添加了两个中文字“浪子”，其中的用意显而易见。这两个字隐含了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场游戏的败方，最终不得不离乡背井，成了没有根的漂泊者。同时，书中凤氏家族的凤英文正是phoenix，其意为凤凰，作者恰恰是取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而获新生之意，旨在说明这场游戏的永久性，对凤氏整个家族史的描写便是最充分的证明。日记体备忘录、回忆录的大量运用更是为了强调“一个人一旦属于某个祖先，就永远无法摆脱”。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米勒以生动丰富的史实和人物经历大胆地向读者们昭示了亚文化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流文化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其实三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的选取足以表明米勒认为所有进入澳洲的移植文化，都应视作澳洲文化的一部分而予以包容和肯定，而不应视其为“异类”，文化一经移植，就该成为当地的文化。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咏叹这样一种精神：to be displaced is in place； to be in exile is at home。 这不正是许多移民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尽管作者并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创作意图，但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一位中国朋友，即小说中浪子的原型自杀事件的思考，或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两人之间友谊的怀念，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所谓主流文化的本质了。母国文化的烙印使那些移民永远无法真正属于他所移居的那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母国文化的印记使得他们很容易地被别人认出，而这种不被接受的感觉使他们丧失了奋斗的信心。小说中的浪子就曾愤怒地说：“那项奖，我本来可以得到的，我本可以拿到奖学金去斯雷德的，他们都以为我能得此奖，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每个人都说我该得此奖。”（163—164）显然，时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浪子的经历也足以令许多澳大利亚人深思他与母国英国之间的关系。小说主题的第二个层面——“祖先游戏”当地意义的揭示至此达到了高潮。那就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浪子与史蒂文的对话中有生动的体现：
“你是中国人吗？”
“当然！是的！我是中国人！你总不至于认为我是菲律宾华人吧。”
“我不是不相信你是中国人，我是要问你过去是吧，我不知道。”
“……实际上，不管是苏格兰人，还是中国人，有某种东西是相同的。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模仿。”
这里所说的某种东西便是祖先留给其后代的根深蒂固的烙印，尽管他们都称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属于自己的母国文化，这些在澳的移民既有种找到家的快乐，也兼有被别人抛弃的痛苦，澳大利亚人又都是非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文化是一种错位的文化，一种几乎没有个性特色的文化。在澳的移民游离于祖先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无根的感觉成了他们的现状。从整体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但就个体而言，他们又可能是“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是1995年著名民谣体诗人佩特森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的人物。”、爱尔兰人、中国人或是别的国家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人难以为其民族身份下个确切的定义。小说没有过多地描述移民在澳努力地要融入主流文化的物质历程，诸如语言、服饰、生存环境等，而着重刻画了人物在追求文化融合过程的心路历程，表明文化上的分裂性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精神伤痛远远胜过物质保障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无疑反映了移民们的一种渴望：即各个种族人们之间的和平共处。从澳大利亚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都难以真正实现，唯有多元化主义是条出路，而这又不能仅仅止于口头空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祖先游戏》不仅仅是一本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特点的小说，而且是一部对澳大利亚未来充满希冀的作品。
“祖先情结”暗指意义的揭示
这部小说第三个层面的内涵也通过几位主人公的经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渲染，作者通过使用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达到了进一步挖掘拓展祖先游戏内涵的目的。表面上，作者叙述了几个祖先与其后代不相容，而后代又都踏上的漂泊之旅的故事。实际上，作者巧妙地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启示：澳大利亚与其母国英国之间不也存在着这种祖先游戏吗？这个游戏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故事中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矛盾冲突的程度。
据记载，澳大利亚早期的定居者中多数是触犯法律者。“于1788年在杰克逊港登陆的1000多人中，四分之三是流放犯，他们以及后来到的一些人都是因触犯法律而被逐出英国的。”Geoffrey Sherington； Australia's Immigrants。 NP： 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80； p。3。这些早期流放犯赋予早期澳大利亚以“浪子”色彩，他们仇视英国，离开故地而定居在南半球的异域。英国将这些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也是基于想将这些犯人看作是这个国家可利用的奴仆，而不想让他们成为国家的负担。因此，从一开始，澳大利亚就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是按英国的想法来塑造的。这就像书中的浪子一样，他必须接受传统的中国式的教育以满足他父母和外祖父的心理要求。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距英国太遥远，所以，这些早期的“浪子”不得不依靠自己获取所需的一切，他们都成了自己的“救世主”。可尽管如此，他们在心理上仍视英国为其故乡和家，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英语，遵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习俗，遵守或违犯英国人的法律。虽然相距很远，但英澳仍彼此视对方为友邻。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欧洲与英国士兵并肩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