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4期-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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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们还是出发了。老奶奶奇迹般地推着尤素福走过西海固长长的大街。
刺骨的寒风像狼一样嚎叫，刮得整个西海固好似一张牛皮纸哗哗直响。
老奶奶推着尤素福慢慢地走着，很费力地一前一后挪动两条麻杆一样又干又细的腿，好像不用磕碰，就会折断似的腿。她的神智似乎有些不大清楚，不时地伏在轮椅的后面歇息几分钟。她昏昏沉沉，头重脚轻，心里感到无法诉说的悲哀。她只有一个念头：自己不能无常在尤素福的前头。
他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老奶奶推着尤素福居然在西海固的大街上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树木开始发芽了！
老奶奶和尤素福一直熬到春暖花开。天气也一天天好转。她和尤素福仿佛刚刚冬眠结束的蛇一样醒转过来，有点脱胎换骨的样子。娘儿两个又变得似乎和从前一样了。
人们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便又对老奶奶和尤素福多了几分同情，给她们施舍的人渐渐又多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老奶奶和尤素福两个一度消失了。
人们便觉得老奶奶一定是无常了。
可是又过了一段时同，老奶奶那熟悉而又单薄得像一枚树叶样就要飘起来的身影又神秘地出现在西海固的大街上。她依然而然地推着尤素福前进。她的脸上仿佛掉了一层皮，换上了新的颜色，显得精神和容光焕发。尤素福在那历经沧桑的轮椅上，微微合着眼睛，仿佛在闭目养神，面孔上还带着淡淡的笑。一股平静的清泪从他的眼里缓慢地流下来。
有人喊：
“尤素福，别哭了！”
“瞧把你伤心的！”
那个已经进入薄暮之年的伊斯玛乃走过来拨了尤素福一把。
尤素福却一下子从轮椅上滚落下来，脑袋戳在地上磕开了一个小孔，血鲜红鲜红的汩汩流着。
人们帮老奶奶把尤素福扶起来，却不见有半点生气，手也一丝丝凉了。
伊斯玛乃慢慢地说：“他已经无常了！”
尤素福走后，老奶奶就回了家，虔诚地给自己换了一个洁净的大水。然后，就静静地等着。老奶奶先是所有的牙齿都一颗颗掉光了，然后掉尽了头上的全部头发，接着聋了耳朵、花了眼，人站在她身边她都看不见。老奶奶试探地放松自己，突然觉得全身仿佛散了架，一下子好像所有疾病的症状都同时涌现出来。老奶奶很想望一望弃置在房子后面那个黑暗角落里的轮椅，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轮椅上空荡荡的，那只供她一生一世用来净身的红铜汤瓶，一定静静地挂在轮椅的后面。过去那习以为常的一幕从她的脑海里淡淡地掠过：一股细微的风从汤瓶内朝倒出水的那个指头般粗的小嘴嘴里吹进去，发出空幻般的声音，就像一曲伊斯兰古歌，一遍又一遍涤荡着她的心灵。
一个星期后，老奶奶走了！
了一容，东乡族，1976年生于宁夏西海固。曾浪迹中国西部及西南大地，在青海巴颜喀拉山淘过金，在天山草原牧过马。九十年代初始发表作品，迄今在《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雨花》《飞天》《民族文学》《西部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山东文学》《青海湖》等发表作品已逾七十多万字。小说曾被《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最佳小说奖和各类文学书籍，有作品被译成法文。现在宁夏西吉县广播电视局供职。
铜像孤单
张承志
巴特尔和俊仨儿
半生以来，熟悉的地方其实只有两处：内蒙古草原的汗乌拉嘎查（大队），和西海固山地的上沙沟小村。而在两个地点，相交相熟的人家又只有两家：蒙古牧民阿洛华一户，回族农民哈柔乃一门。
他们的老一辈，我执父母礼的额吉老母均已辞世，和我平辈的两族兄弟也都已是两鬓飞白、渐呈老态了。不觉间拔地而起的是孩子们，在内蒙古一族晚辈均称我“阿哈”，而西海固的家门娃娃则喊我“巴巴”。他们本是毡包角落扔着的一堆黑羊皮，本是泥屋炕上闹着的一群鼻涕虫，他们对于我是多余的，常常只是我们弟兄倾谈的打搅。但是谁架得住热乎乎的依偎、谁能不答理左一个“阿哈”右一个“巴巴”的喊叫呢？慢慢地，我不由自主地抛掉着腻烦图静的心理，把眼睛转向了他们。
这么一来，视野变了：咦，原来他们的角落，也蛮有意思！
——若要说清楚他们的事，怕又要写满两本子。我不想涉及那些串连着他们人生的要紧事，顶多说一点对这些娃娃们观察的感觉。
文化界有人提出理论：说哪怕只差一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这个理论我还在纳闷。若依我在内蒙古和西海固的观察，对小孩们来说出生年月并不重要。但是小孩们当中，确实画着一根清晰的线。
八五年回去那次，由阿洛华哥的长子、我插队那年两岁的巴特尔每天随我出游。他当时是个快长成青年的半大小子，说话的声音很轻，速度飞快，满嘴说的都使人频频感到这儿童对未来的憧憬。他在我的马左马右不断地扯起一些话题，告诉我春天打马鬃时他套翻了两个三岁马、告诉我前几天去看赛会时摔坏了马鞍。他生性不喜串门，常坐在离人家门口百步之遥的草地上守着羊群、就是不进去喝人家的茶——气得邻居们找我兄嫂质问：我家的门框子装不下你家的巴特尔吗？
重返草原时有这么一位少年骑手贴身跟随，心里感觉很舒服。望着这位新羊倌我总想起他两岁时的样子。我说：“巴特尔，阿哈有一副银马嚼子，送给你了。”
他咬住追问：“真的？什么时候给我？”
我说：“回到北京后，马上寄给你。”
一眨眼这孩子长成了大人。九十年代末再回草原时，他皮肤粗糙，声音低沉，从羊群到马群，支撑着门户内外的一切。两个弟弟也长大了，老二是个憨憨的大儿童，骑马回来时总吼着半句歌。老三是家族中惟一在旗里上过中学的人物，如今银鞍缎袍，俨然一副独立思想的姿态。但是他们缺少巴特尔与我的那种默契。一种对清贫往昔的记忆，带给双方的默契。今天我才捉摸出来——巴特尔以下的孩子（即非六十年代出生者）缺少一段“yadao（穷、苦）”记忆，所以既没有心事也没打算承担责任。他们那股子没心事的闲散劲儿源于“小康”的哺乳期，它如一个暗咒，挡开了我与他们。
观察着他们弟兄的一些细末，我有时小声问巴特尔：
“他们套马怎么样？修拖拉机呢？认识羊吗？”
“barekqatah…ugai（差不多不会），”再斟酌着语句，我试探问：“听你的话吗？”“Su——nusuhugai（不——听）！”
他说得干脆且不耐烦。
这一边在西海固，三男三女的娃娃也都齐齐长大。长子俊仨儿出落得异常漂亮，高考失利，辗转宁夏新疆之后，他和弟弟都在兰州稳定了打工的日子。他年复一年睡板凳下大苦，挣来的钱变成了身后家里的新房子、蹦蹦车、电视机。但弟弟们的事和蒙古巴特尔一样不舒心——大弟虽然也打工在外，但基本上走了条半绿林的江湖路：打工收入只养自己，出了事一律菜刀拳头，几年没有他的音讯，更没见过他捎回家里的钱。小弟当满拉念经，好像也在第一个上坡就停了车。你若语重心长劝戒他，满拉便羞涩地垂下白帽，脸儿痛苦地涨得通红。第二年他还粘在那个坡上动弹，装备倒是更新了——买下的自行车还没见使唤，却见到他跨着摩托风驰电掣。
我每逢到了兰州就把俊仨儿喊来，仔细说上半夜家常话。除了从他那儿听来一肚子打工娃的苦处、新时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兰州的各种人事交道之外，我发觉：这娃娃虽然正身处社会的黑黑洞底，却暗怀着振兴家族的心事。
“你弟弟，我说老二呢，在兰州常来看你？”
“不学好。上一次我恼得把他捶了两拳，从那以后再没露面。”
我惊奇地问：他干坏事了？他回答道：“坏事那娃不干。就是爱一个打架。算算自出来不知打了几遍！人家打他一下，他就一菜刀剁在人家身上。剁罢了推门就跑，跑得不见人影。”
我沉吟着，我可真没看出来。最是老二给我打的电话多，听筒里说得甜甜的。
女儿高中毕业那个夏天，随我又去了一趟汗乌拉草原。那年我们依然由巴特尔陪同，女儿随俗按晚辈称呼，喊巴特尔“阿巴盖”（哥哥）。
畜群草场划分之后，早早成了“小康户”（这个词的蒙文，即划阶级时代的“上中牧”）的我们这个千只羊的家庭，由于三个男孩两人娶媳，而嘎查的草场已分割完毕——面临着分家则缺乏牧场、同居则诸事不便的局面。更何况，一千多头的大羊群若是划分给三个儿子一个小妹、再留给兄嫂一份的话，那么每个小户不过只有二百来只羊，小康马上就会紧巴，“上中牧”瞬间就会魔术般变成“亚道”。
我觉得弟弟们不会提出分家。大家还在尽量挤在一个屋顶之下，轮流出牧，日子也应该说和睦。这样有兴旺的感觉。可是难道三兄弟能永远这么一块住下去么？他们能否各自再创造一个千畜小康的新家呢？我在一旁注视着，微微怀着不安。
惟有巴特尔怀着同样的不安。看得出，像南边农民地方的那异族同龄人一样，他心里满是严峻未来的压力。理想的富裕牧人应该像八十年代末那样：享有四望远山一口好井的宽敞草原、山上有千只羊百匹马、门前拴着二十头乳牛。而这理想却因为潜在的再分配而渺茫了。父母已经衰老，只能指望他这长子，弟妹不负其责，不过听吩咐而动作。我心里对他多了同情，但表现出来是不妥的。
回京那天他送我们到东乌旗，完成了古老的送行礼节。晚上他用蒙语喊我女儿：“你过来。”我看见他从包里掏出买来的糖果月饼，一一塞给我女儿、他远方的妹妹：“再来啊，听见了？”那一会儿我非常感动。
前些天，接到了兰州老大打来的电话。好像那天他没有什么要紧话，把些个家务说完以后，我突然听见他这么说：“巴巴，你等着，我一直没忘了那个念想，在北京开个铺子，顺手把您老俩口伺候上。你们岁数大了——”
我心里一惊。早年在西海固扯磨，聊到晚年的事，说累了便撇下哈柔乃兄弟，拍拍大儿子的头，开玩笑道：“老了的事老了再说！我指望俊仨儿出息了，在北京安个家，顺手把我照顾上呢！”
也可能那个年代的一句话，被儿童睁着大眼听了进去，以后便一直埋在心里。而他的弟弟们，由于那时还在襁褓或还只知道在门口乱跑——所以心里就少了一件事。和兄长之间也无形地画上了一条线。
草原也普及了电话。
冬季里，我有时往他们的定居点打电话问问雪情。春季北京若下开了透雨，我就拨电话问汗乌拉下了没有。今年春节，我拨通了阿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