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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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
党员通讯局内部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
主计处第六、第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长四处为“人事登记处”；
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然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
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就这样，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像以前
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
于幕后进行策划。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定对
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
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
胜利后改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入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
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中统局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不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没
有停止特务活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趋恶劣，蒋介石为了作最
后挣扎，下达了“勘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把陈立夫等人找来，召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命令特务们在“勘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
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们下达了反
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要尽快行动，迅速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
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CC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约有6万人
列入黑名单。
仅10月份，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
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当时在浙江杭州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浙江省调查统计室，
由中统特务俞嘉庸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为站长。
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于子三是一个重要人物，罗
霞天认为把他干掉，可以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调查统计室，根据浙大的中统特务张耀华搜集的情报，并从邮电检查中
查获的信件线索，侦悉于子三去苏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决定于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个中统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守候在杭州车站等候于子三。
10月25日那天，于子三和浙大的另一个同学，果然由苏州返杭州。
他们刚下火车，特务就把三轮车骑到他们面前。
于子三和同学坐上三轮并一道到了同学汪羞家，参加汪的婚礼。
当晚于子三留宿在同学陈建新、黄世民租住的杭州延龄路大同旅馆内。
俞嘉庸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会同杭州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长任寿锋，派了警员
会同中统特务俞询初等人前往大同旅馆，以检查旅馆为名，于10月26日凌晨2时，把
于子三等四人非法秘密逮捕，当天就把于子三等人转移到杭州大方伯大方旅馆，派
特务看守，秘密监禁。
于子三等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马上和浙大当局联系，要求查明于子三等四人的下落，得
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支持。
经学校当局派出代表与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到省政府向省主席沈鸿烈交涉。
沈鸿烈避而不见，由省府秘书长雷洁章代为接见。
浙大代表要求查明于子三等人的下落，雷洁章含糊其辞地答复：等查明后再答
复。
在浙大师生员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俞嘉庸不敢再把于子三等人秘密监禁，
曾要求杭州市警察局长沈博，企图把于子三转移到市警察局看管。
沈博也害怕舆论压力，不敢答应。
俞嘉府又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密商，决定把于子三转移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
其他三人转移到浙江高等法院看守所。
于子三等人转移后，雷洁章才通知浙大学校当局。
浙大学校获悉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异常愤怒，向沈鸿烈提出强烈
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于子三等人，且带了慰问品去看守所慰问于子三，并向新闻界
发表抗议特务秘密逮捕学生的暴行。
俞嘉庸对浙大当局和学生自治会的抗议，社会舆论的指责，既害怕又不理会，
同时加紧了对于子三等四名学生的秘密审讯，特别是对于子三进行了威逼利诱和各
种刑具，妄图让于子三透露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全国学联情况。
于子三坚贞不屈，死也不说。
俞嘉庸恼羞成怒，遂萌杀机。
10月29日下午，俞嘉府把于子三秘密杀害于看守所，为欺骗社会舆论，捏造了
于子三在狱中打碎破璃，用玻璃截断喉部，畏罪自杀的谎言。
浙大学生自治区，决定于1948年1月4日，为于子三烈士出殡安葬，并举行游行
示威。
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和中统特务组织，为了破坏这一行动，出动了大批武装军
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重要街道架上机枪，安置了铁丝网，从菜市场桥到庆春
街、大学路，更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
同时，俞嘉庸策动项逸民、陈夏中收买了大批流氓打手，伙同特务暴徒，手持
棍棒铁尺等凶器，站在街头，气势汹汹，不可一势。
这批特务流氓暴徒，挥动棍棒铁尺尖刀各种凶器，见学生就打。
学生队伍被打乱了，许多学生被打伤，这激起了学生们极大的愤怒，他们似怒
潮般冲向行凶的流氓特务，与他们展开搏斗，打散了特务。
与此同时，浙大学生突破了特务的阻拦，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终于冲出了大门。
但是，他们沿途又遭到国民党军警、马队、水龙头的阻挡，不得已退回学校。
这天的出殡游行，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
随着于子三惨案事件的扩大，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宣布在杭州市实行戒严。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指挥的，他表面上说中统特务组织已
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着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
路。
第十三章 竞选风波
1．无奈的副总统人选
二陈秉承蒋介石之意极力支持孙科竞选国民党副总统，结果李宗仁却比孙科多
出143票当选，陈立夫感到意外，他没承想反对自己的一些CC派们偷偷倒向李宗仁。
1948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
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线上一筹莫
展。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
谓的“行宪国大”。
1948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竞选事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事，一直没有表态，李以为蒋同意了，便于3月1
1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发表了竞选副总统的谈话。
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孙即表示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
蒋介石撑腰。
第一，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于取得人民的支持；
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孙科
与蒋搭档比较合适；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
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几日后，李宗仁到了南京，当时国民党人选副总统的，除了李宗仁、孙科外，
还有于右任和程潜。
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
并指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
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矛以党纪制裁。
陈立夫忘不了23年前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那次“冒险”的选举。
蒋介石为了确保实现“总统梦”，让二陈操纵大会，当时，陈果夫正在莫干山
养病，主要工作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亲自出马，布置各地党部选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会代表，指示他们
要“忠于领袖”。
由于大会代表大多为二陈亲信选派，因而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竟比蒋
介石还多出4票！
陈立夫很不好意思，亲自在黑版上擦去一个“正”字。这样，陈的得票就比蒋
介石少了1票。
这件事后来让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差点没把陈立夫给扣起来。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陈立夫就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蒋介石是不允许任
何人威胁他的最高威信的。
某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
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即孙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退出竞
选。”
李宗仁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
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
罢不能了。”
后来，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
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的决定。
自抗战胜利后，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声势越来越大，与蒋、宋、孔并驾齐驱，
成为四大家族之一，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局面。
毫无疑问，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不遗余力地支持孙科竞选，因
为这是蒋介石的旨意，在国民党内，陈立夫只听蒋介石的。
然而，陈立夫怎么也没想到，李宗仁却得到了复兴社。三青团的支持。
多年来，由于争权夺利，CC派与三青团积怨甚深。三青团一些骨干分子，如汤
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认为，
如果孙科能胜利，蒋介石会更加信赖陈立夫，CC会更加得势，于是，他们公开支持
李宗仁。
1948年4月4日，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