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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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
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
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
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
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
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
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
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
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
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
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
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
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
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
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
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
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
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
“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
没有批准张的辞呈。
　　1961年2月，蒋介石看时机已到，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彻底肃清CC派，所以批准了
张道藩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长”一席完全与CC派
绝缘。
　　CC派们并不甘心失败，既然失去了院长的宝座，便急功近利地争取副院长的位
置，以求得心理平衡。
　　这下，新的斗争又出现了。本来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副院长候选人是倪文亚，而
CC派却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
　　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
　　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
副院长。‘
　　蒋介石特意点出CC派立委杯葛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
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
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这还能算革命干部吗？而中央纪律
委员会也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
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重新登记工作仍迟至一年以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力求平息CC派成员的对立情绪。
　　软硬交攻的结果，终于促成了CC派的分崩离析。
　　以莫营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立法委员”，
不愿意过分地得罪蒋氏父子，他们从CC派中分化出来，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
　　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中社”。
这批人与“立法院”的主流派“座谈会派”保持距离，但也不认同CC派开明“立委”
的“反对派”立场。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
杂志社派”。
　　另外一些较年轻、政治野心较大的CC派“立委”，力求仕途发达，逐渐向主流
派靠拢。
　　这批人以潘衍兴、张斋哲、王大任、陈桂清、黄强、武誓彭、丑俊坡为主要成
员，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与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的CC派成员
则日益疏远。由于这批人向国民党中央认同，故被称为“新中央派”。
　　这两派脱离CC派以后，还有以梁萧戎、吴延环、张子扬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
坚持开明立场，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
　　但此时这些人在党外失去“自由分子”的呼应，在“立法院”也居于绝对少数，
实际上已成不了什么气候。在国民党不断加强党纪，不断逼他们在“忠诚”和“反
对”之间选择时，只有个别人如费希平在受到“停止党权一年”处分期满后，拒绝
重新办理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会议决定分3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
“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等，共约1800余人。
　　第一批登记期限为12月ZI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的省议员；
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
　　这次登记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
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
　　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也以脱党记。
　　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为99．99％，只有0。01％没有登记，一般党
员登记率为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愿意接受重新登记。蒋介石称之为“获得了出人意料
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
所以乃得转部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原本蒋介石设想的“总登记”，是要每个登记都作在签署“实践规约”以外，
还要当众宣誓，后因许多党员反对，便把宣誓一项取销，而以“实践规约”为“信
誓之所在”。
　　“实践规约”的基本内容，除了“遵奉总理遗教”、“实现三民主义”等套话
外，主要是强调“服从中央”、“严守党纪”、“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实际上
是要求每个党员做蒋介石的驯服工具。
　　登记之后，国民党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进行编组，并
注重党小组长的甄选和辅导，加强党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还提出把每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之后，在小组会议
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
　　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当总登记以后．大家亦皆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
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还讲道：“目前小组会议。据报半数由假记录所取代，小组一部分几乎
名存实亡。大批农工党员因为不会托人签名，不会制造记录，而被开除了党籍党员
规避小组义务，视小组活动为儿戏，小组长竟有连任到23次之久者。”
　　上两段话，充分表明“总登记”及其后国民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使CC
派就范。即所谓：“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此后，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梁肃戎。吴延环等虽仍被人称为
CC派，但其实应该说是CC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开明派”；而且他们既然签署了
“实践规约”，等于已向中央屈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批人的“反对派”角色日益淡化，有时在“立法院”内，
反对“行政院长”，搞搞‘叫、骂大帮忙”，有时在党内为“民主自由”呼号几声，
如此而已。
　　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国民党“宪法”规定，只要
有一名“监委”提议，9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
务人员的弹刻案。
　　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但还可以呼风唤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5名“监委”对雷震进行复查，使国民
党中央颇为不快。
　　因此，这次复查虽然查出大量问题，但最后结论都仍维持原判的“确定性”与
“既判力”。
　　从主观上讲，这是CC派不愿与“中央”过分对立；从客观上讲，它也不具备否
定原判的实力。
　　此后，在蒋介石一连串的指责恐吓下，CC派的“监委”心惊胆战，实施总登记
时，他们全部参加。
　　“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开除“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理由是
他在《自由晚报》上撰文，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倾向，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
分子”。这是对“监察院”内CC“开明派”的当头一棒。
　　10月，“监察院”副院长改选问题提人日程，国民党中央提出张维翰为候选人，
而CC派的于镇洲却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
　　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而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
多数的赞成票。
　　蒋介石闻讯大怒，原投于镇洲的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
开除出党。
　　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鞭”的挥舞声中当选。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开除于镇洲党籍。
　　次年2月，又开除了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
　　这些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整顿党籍、压制CC派确实下了决心。
　　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反击，在20天之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
“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急修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全岛的巨
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连压带哄，阻止了“监委”们对另外三位政策性贷
款案的追究。
　　9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金案。
　　顺藤摸瓜，又发现在降低黄金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