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集 作者:邓友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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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子千含着泪说：“您可真够意思。交朋友交到这个份上，可以拍胸脯了。”
“也还是党中央的新政策好，要是我被人家当成四旧扫进垃圾箱，还能顾他吗？”
甘子千心情沉重，默默无言地和盛世元并肩走了一段路，忽然问道：“他还能说话不能呢？”
“能是能，舌头有点发硬，拐弯费劲儿。”
“那就有救！”甘子千喜出望外。他想应当建议派人带录音机来录音；应当在人代会上提一个抢救老人们身上保存的绝技的提案；应当……
盛世元向甘子千告辞，说：“哪天医生一解禁，我就领您去。”
“是是。您看还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是有，怕你帮不上手。画儿韩当了半辈子临时工，没混上公费医疗，我落实政策补了点钱，这回他一住院全垫进去了。可这救急不救穷。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我的工资两人吃饭有富裕，供一个人住院可差远了。能不能找个地方给他出药钱呢？”
“行！”甘子千斩钉截铁地说：“包在我身上了！”
甘子千回去路上，比来的时候精神爽快了，心情舒展了。他计划把自己的存款移到画儿韩的名下。他几乎怀着感谢的心情想到盛世元最后这个要求。他觉着生活总算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向这个世界告别时，可以于心无愧了。
邵氏兄弟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那么您是怎么处理和苏联专家的关系的呢？”
“上级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专家建议就是法律’，做到守法就是了。下边人不通，做做他们的工作，贯彻专家建议不能含糊，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出奇的？”
他说得很实在。他的材料，李青详细读过。什么引进新技术啊，改变工地结构啊，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工程进度啊。归根到底一句话，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不动摇地贯彻专家建议。
李青认为把这样一个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合情合理。他作为先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中对邵清远的看法却并不如此，话里话外，有些不服。尤其是他弟弟，简直到了与他见面就扭头的地步。李青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文人相轻”。因此，还没和邵明远接近，就先对他有了个坏印象。长时间内，他没和邵明远有过什么接触。有时从技术科门外走过，隔着玻璃门看到邵明远总是俯身在一大叠图纸上量量算算，很少见他与人交谈。他认为这是书呆子式的人物。
反右斗争时，有人给邵明远贴大字报，说他“反苏”。证据就是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对社会主义的新技术抵制。开会批判了两次。但在处理时，公司党委还是宽大的，既没给他戴帽，也没给他降薪，只不过为了改造他，把他调到维修队去跟班劳动。
宣传科这部门，实际上是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无权处理。一九五六年冬天，分配住在模范宿舍楼的住户就像商量好的，纷纷写起请求信来了。有的要求换房搬家，有的要求安装烟道。措词委婉的，字里行间带着委屈；态度强硬的，表示再不解决就拒付房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党委叫宣传科和工会派人联合调查一下。李青和工会主席就找个下班后的空档，骑车去模范楼。两年前刚交工时，李青来参观过。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那片漂漂亮亮、宽大舒适的宿舍楼了。工会主席才调来不久，根本不知这模范楼啥模样，看看那一片乌眉黑眼，窗台上堆满咸菜罐、桔子皮，阳台上晒着尿布、堆着劈柴、煤球的楼房说：“这里哪一栋够当模范呢？”正睃巡间，一个人骑车从后边过来，看见李青，就下了车点头说：“李科长，到这儿有事啊？”
李青一看，是邵明远，就问：“我们上模范楼，怎么找不着了？”
“这不就是吗？”邵明远指指左边一栋说，“我就住在这，你们到我家先坐会，要找谁我领您去。”
李青尽管参观这楼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在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那时，他从外观上看，这座楼很像一条大型客轮。黄色船体、明亮的舷窗。现在可像一条军舰了。不是现代的军舰，而是电影上看到的哥仑布时代的挂帆炮舰。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支铁青的烟囱，突突的冒着烟，像几百门炮口对着行人。那烟把原是黄色的船体熏染成了灰绿色。
把车锁在楼门内，邵明远就领他们上了四楼。每个楼梯拐角处，都成了堆栈，纸盒子、竹筐子、花盆、破锅、成捆的劈柴。邵明远一敲门，门内就传来一片欢呼声。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后跟着一号比一号小的四个孩子。孩子们像是比赛谁的嗓门失：“邵叔叔回来啦！”
邵明远每人拍了一下脑袋，和大嫂客气几句，从人缝里把他们二人领进里边，掏钥匙开了自己屋门，连说：“请进、请进。”李青想端详一下走道的情形，可是人多，又暗，什么也没有瞧明白。
邵明远屋子还算宽大，李青记起了这是一大一小两间屋的那个大间。可就是这个大间，放了双人床、书架、碗厨、桌子。五屉柜，再生个炉子，也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了。这时四个孩子也尾随着跟进屋来。大的是个男孩，下边三个全是姑娘。二姑娘抱着四姑娘，三姑娘拉着姐姐的衣襟。在邵明远让客人坐下这功夫，小姑娘伸手把书架上一个石膏维纳斯像拿到了手里。哥哥说了声：“不许动！”伸手抢回放在书架上，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二姑娘马上腾出手来给她哥哥一拳：“你慢点，把小妹手掰疼了！”哥哥觉得当着生人挨妹妹打有失体面，回手给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是娇惯了的，一跺脚也大声哭了起来。三姑娘一看姐姐妹妹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幸好这时大嫂来了，给了哥哥一巴掌，把男孩也打哭了，四个一块撵了出去，抱歉地对邵明远说：“跟我们住一块，可真麻烦死您了。没办法，盼着吧，他爸已经给公司写了申请，要求换房呢。要能换个平房，有院子叫他们跑跶，家里不就松快点？”
大嫂走了，随手带上了门，这屋里才能听见互相说话的声音。
李青说：“夫人呢？”
邵明远说：“跟我闹了点小别扭，住到机关去了！”
工会主席说：“嗨，互相关心呗，闹什么呀？”
邵明远说：“说来话长。从一住进这屋子就开始矛盾，您看，我们俩口，上级照顾知识分子，给我们一大间。对门刘师傅，人家六口，住了一小间，咱心里过意不去是不是？人家就跟我商量，把厨房让他们一家用，这样他们还能在厨房支个床，爸爸带儿子住。大嫂带三个女孩在屋里住，我不该不答应吧？”
工会主席点头说：“应该这样。”
邵明远说：“可这么一来，我们做饭就只有用那四平米的储藏室了。那屋子没窗户，煤烟油烟只能从屋门往外散。那个门正对我的门，我爱人又刚怀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