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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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当时周老师不记得是钥匙丢了还是怎么回事儿，收了东西但没有给收据。我
回去后，挨了大哥哥一通责骂，让我再去讨收据，我只得第二天再去。周老师是位
老教师，他知道我的来意后说道：“你哥哥真是年轻，你提起我周××（这个名字
我记不起了）的名字，上了年纪的老师们都还是知道的。我怎么能收到了东西到时
候不承认呢？”周老师给我大哥哥写了一封信：“张校长勋子同志：……害得孩子
又跑了一趟……”大哥哥说这就没事儿了。
在这前半年，中心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位同学也不知是什么病，正在
上课时，在座位上忽然慢慢下滑，坐在了地上。老师正在讲课，赶紧丢下教案把他
送往医院，到医院后，眼看看要断气，只剩下幽幽的一丝呼吸。这位学生的舅舅家
就在中心校的对门住，当时学校就派人去叫这学生的舅舅了，可他舅舅就是不去医
院照看，因为出了这一宗事儿，都不想往身上揽。学校想往学生家推——这学生本
就有病，赖不了学校，最多不过使学校跟着麻烦一番。而这学生的舅舅呢却想往学
校推——虽说不能赖你学校，但总是在课堂上犯病的。学校先让一位机灵的老师在
学生病床前照看，学校领导就往学生的舅舅家去，校领导一见这学生的舅舅，立马
厉声说道：“你外甥现在在医院生死不得，学校老师在病床前团团照看，你是他舅
舅，竟连面也不照！”而后校领导马上扭头就往外走，显得急匆匆的样子，好象在
对他舅舅说：“你这舅舅太不好了，我们老师还忙乎呢，你要看就去，不看就算了，
少了你这做舅舅的，学校也可以摆平这事儿！”这学生的舅舅其实一听到外甥犯病
的消息，就停下了正做的事儿，专等校领导来时再扯皮，想讨点儿便宜，没料到校
领导进门儿只说了这一句话马上就走，根本容不得他发话，他只得在后边儿往医院
去。校领导也知道人都怕事儿粘到自己身上，先到医院去与那个老师打过招呼，这
学生的舅舅刚到病床前，他总要先凑到病床边儿看外甥，老师们趁这机会已经溜了。
外甥是重病人，身边儿不能离人，这下就把这学生的舅舅给束缚在了医院，而开脱
了老师，校领导就这样摔出了这烫手的山芋。这个学生在天快黑时断了气儿，死了，
但终于没给学校惹麻烦。
该到升高二了，高二本就是高中毕业，高三在我们就叫复习班，是复习中学所
学。高二就结束中学的全部课程了。
在以前就吹出了风声，说高二时不再分文理班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却宣布
仍然分文理班。
我报了理科。这大出别人意外，别人都以为我会报文科的，我有自知之明：自
初中开始，理科就是我的强项，到了高中，脑神经极度蓑弱，使我更不能记呀背的，
因而我选报理科，被分在了二·三班。
二·三班主任叫王占仓，教数学，个子不高，不过人很精神，总是神采奕奕的，
课教得也好，口才很是利落，但同学们开玩笑地叫他“占仑”老师。
开学了，先上语文课。这语文课本呢，忽然说要更换新教材，老教材不能用了
（老教材用了多少年都写有试用教材），但新教材还没有下来，语文乔老师就抄课
文讲。乔老师在这二中也不知到底多少年了，反正是年代挺多的，他教语文多年，
有的是经验。这乔老师有个儿子高一时与我同班，叫乔毅，胖乎乎的，还有个儿子
叫乔新贤，原在广播电视局做记者，发了不少文章，在《洛阳日报》上发的最多。
后来不记得到哪一年，他被一个县长看中，要去做秘书了，这秘书常侍县太爷身旁，
还不是个师爷人物？有许多便利。乔毅要当兵，乔新贤把他带到武装部让头儿们认
识一下，马上就当了兵。乔新贤挎个照像机到某个养鱼专业户那儿采访； 文章还没
有写出来，先提了几条鱼回来，送给乔老师几条，当时乔毅与我们一个班级，我们
也去沾了点儿腥味。
乔老师首先抄的一课是《五蠹》，这是名篇，他讲得很仔细。他让写了第一篇
作文，不记得写的什么，他挑出几篇好的作文，其中有我的一篇，他说：“写的可
以说有一定的水平。”过了不长时间，传言调来了一位新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年轻
人，我不知怎么，忽儿有种预感：一定是梁宗学老师。因为别人描述的样子很象他，
我知道他不认识我，因为当时在重点儿初中时他不教我，况且不长时间他就又上学
走了。
刚开学不久，还有不小的暑气，我们学校因条件关系，宿舍中晚上极热，况且，
紧邻洛水，蚊子又大，咬人特别厉害。男生们无所谓，成群地来到校园中，就睡在
这外边儿。想想也挺有情调的，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呀：十多个男孩儿，躺在凉席上，
在树荫下（为防露而不是月光）谈一些属于这个年龄的话题，隔着树枝看着月亮在
云朵中游弋……
我仍然睡得极晚，但在睡时，也愿睡在外边儿， 因为差不多同班的男生都睡到
外边儿了，若一、两个人在宿舍中，会被蚊子咬得更受不了的。
对张治国的那块儿表我可真是垂涎已久，差不多每天夜里我都要看看，他也真
是大意，手表放在书桌中只是每天上上发条，还照样放在里边儿。
夜里，同学们都已经走了，我还在教室中坐着，表已转了好多圈子，我还没有
睡意。我又一次拿出了张治国的表，这么长时间的观看——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占
有这表的心理已经膨胀到了极点儿。但做贼怎么能不心虚呢？都是同学们，若以后
被发现了，那我还怎么见人？我还要面子呀，真是又想做贼又要面子。
经过心理上的斗争折磨，我回到宿舍，躺到树下之后，却仍然怎么也睡不着，
眼前老是双鱼表。“能那么巧吗，不会被抓住的。”“我小心一点儿”。我翻来覆
去。
我又起来了，蹑手蹑脚，实在忍不住占有的欲望。
我到了教室，连灯也不敢开，好在外面月光很亮，映到教室中也可以辩得见东
西。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仿佛要跳出胸膛，连地面也在随着我的心跳而蹦个不
停。来到张治国的位子上，我偷走了这手表。藏到哪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这确
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一般能藏的地方我都动过了脑筋，哪儿都不安全！忽然一声老
鼠叫声提醒了我：在我的床头，墙上有一个洞象是鼠洞，但不知是否确实是鼠洞，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有老鼠穿过的迹象，我就把表放在里边。况且，老鼠洞是任谁也
不会想到的。
表虽然藏得机密又巧妙，但我仍然是难以入眠，这件事儿仍在心头翻腾，有那
么一阵子，我甚至想把表送回去。但把表偷出来容易吗？这已经是藏在心头这么久
的心愿了，何况它已使我动了不少心思，现在既然已经实现了，怎么能再送回去呢？
要是送时再被发现了怎么办？我无法安稳。
在辗转反侧中，天亮了。可以说，我思想斗争了一个整夜，但仍没有能够决定
下来，到底是该把表送回去，还是不送。无已经放亮，天亮后就不能再到人家的位
子上去了。有的这一点儿送回之心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只有先把表藏在了老鼠洞中。
上第一节课张治国就发现表丢了。他马上报告了老师，搞得不少人都知道了。
本来呢，我还有一点儿送回之心，若他没有发觉表丢了，或即使发觉了也别传出去，
说不定我经过一阵又一阵的思想斗争，还会真的给送回去，毕竟人“性本善”呀，
即使我做了坏事儿，也不可能失去“恻隐之心”。可他既然闹得令那么多人都知道
了，我还怎么能够送回去？反正也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头上有个并不存在的但
却又实在地起作用的光环——“记者”。事情就这么推拖下去。
以上关于这件事的这些文字，是我真实的心理，虽说这中间的道理是“小偷的
逻辑”，但绝对是真心话。
一天，我看见了一份《春笋报》，南京出的，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当时看见
的那是第几期，当然已经记不得了，反正看的那一期挺好的（实际上其他期也很平
常，但那一期绝棒），我就一见之下喜欢上了这份报纸——我有这么一个毛病，看
什么全靠第一印象，若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或这件物挺好，以后就会很喜欢他，但
若第一次就觉得不顺眼，则以后也就冷淡了。对书报杂志也这样，若第一眼觉得这
份报刊挺好，马上就连续买或订阅，反之亦然。直到现在还这样——刚好这一期的
《春笋报》上有则作文大赛的启示。说“为了繁荣什么，扶植文学新人，故特举办
作文大奖赛，分小说、散文、诗歌、作文等类，各评出一、二、三、优秀、佳作等
奖，参赛费贰元”。因为我对这期《春笋报》的第一印象挺好的，故我也就交了贰
元参赛费——贰元钱也做不了什么事儿——但不记得寄去了一篇什么样的稿子。
梁宗学老师来教我们语文了，他并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他高傲，我也高傲。
实在的，不管如何，只要你“不认识”我（或真或假），那我们就是陌生人，我绝
不会首先与你打招呼，我觉得那样掉面子。
我与孙红伟、程相伟等几个人混得吃饭、穿衣，只要喜欢，只要能用，统统地
不分你我，竟然搞得粮票也放在一起，后来大哥哥告诫我们应把钱财分清，但我们
依然照旧。我记得在重点儿初中时，大哥哥也曾同样告诫过让我与任永当、永红们
分清钱财，但我们从没有因为钱财而闹翻。
这一年，莫名其妙地大街上流行起了迟志强那《悔恨的泪》，这满大街唱得人
都心中挺难过。想想数年来流行的歌曲，可真不是东西。说军人吧，最著名的两首
姊妹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这歌不能说不好，但军人就只有这软绵绵
情长长的一面吗？《军港的夜》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好，倒是这两年唱的歌儿，比如
《咱当兵的就是不一样》，还挺带劲儿，可惜并不流行，哪怕不流行，这歌儿是好
歌儿绝不可否认。据有专门人士们分析，说这《悔恨的泪》流行，说明了世人都盼
望人心向善，反映了人们都厌恶世风日下，希望坏人能够有悔恨之心。可据我私下
认为，这完全不是说明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长篇累牍的都
是这，还怎么能不让这些破玩意儿流行。象后来出了个名词“追星族”之类，都怪
我们的新闻媒介出了问题。比如一个歌手在广州唱红了一首什么歌儿，在东北怎么
知道这个歌手呢？怎么能够在全国很快流行呢？还不都是报章杂志的“功劳”，它
起的作用大着呢。报章杂志也越来越下气，连歌手的吃喝拉睡也登出来。我感到奇
怪，比如我自己，我想想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所做过的一切，我自己连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