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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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衣结合，遮盖全身，只有面部和双手可以外露。比较保守的妇女，还戴手套、用面纱挡住脸。
我在加沙所见，头巾长袍并没有减少穆斯林妇女的美丽，反而增添了一丝端庄和谐。她们注重袍子、头巾、拎包和鞋子的颜色配搭，袍子多为一色，头巾可以斑斓。
考虑到频频拍摄葬礼，我的工作服不能花哨，索性全部黑色。黑衣飘飘走在加沙街头，我偶尔会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当英国军官劳伦斯一身白袍出现在同僚们面前时，被讥笑为“做作”，然而不把自己的灵魂放进袍子，你就无法了解阿拉伯人。
奇怪的是，哪怕我包裹得只剩两只眼睛，甚至坐在飞驰而过的汽车里，加沙人永远能够在第一眼认出我是异族，并高喊：“外国人！”
为法新社供稿的自由女摄影师尼古拉斯喜欢在拍摄葬礼和游行时包裹头巾，她说这样可以使自己听不见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对空鸣枪的喧闹。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来加沙采访时，说我快速包头巾的动作“很专业”。其实我的包法完全不同于当地妇女，她们用许多漂亮的别针固定，为了方便，我只在脖子后面打个死结，不掉下来就行。
虽然面朝大海，但是因为当地妇女游泳也需穿黑袍，两年之中我从来没有在加沙地中海畅游。终于有一天，我兴冲冲决定清晨6时海边无人时下水。黑袍罩着泳衣，瞒过看楼的警卫，游到水深处再脱下袍子系在腰间。一切按计划顺利实施，直至我把袍子系在腰间，才发现阻力太大，根本游不动了，悻悻而归。
两个星期后，碰到一名住在隔壁高楼的巴勒斯坦记者。他认真地问：“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清晨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
更痛苦的是，4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戴头巾，还要不断跑动拍摄。一次汗流成溪，冲走了我的一只隐形眼镜。睁一眼闭一眼开车回来时，同车的巴勒斯坦警察坚决不许我摘掉头巾，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没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
长袍虽然飘逸，跑起来常常绊倒自己。有时候我不得不拎起下摆塞进腰带，后来干脆用线缝起来。
冒险爬电线杆
2003年2月18日夜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1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稿子发了一夜，19日凌晨5时半，脑袋终于沾了枕头，提醒自己9时无论如何要起来拍摄巴勒斯坦人葬礼。不到8时，被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弄醒，挣扎着起来去葬礼游行起始点市中心大清真寺。
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有记者站在一间店铺顶上，架好镜头，等尸体从对面的清真寺抬出来。绕店铺一周，没有发现通向顶层的梯子，原来记者们都是攀电线杆爬上去的。见我犹豫，他们说，没选择，上来吧。一横心，我把相机往后甩，斜挎摄影包，把袍子的下摆提起来，在腰间打了个结，喊一声“闪开了”，蹿上电线杆。
幸好电线杆不是实心水泥的那种，而是有菱形镂空图案的铁柱子。小时候爬树是弱项，现在一个劲后悔没勤学苦练。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妇女比较保守，不穿短上衣、紧身裤，不单独上街，不高声谈笑。现在，几千个巴勒斯坦男子看一个袍子下面露出牛仔裤、装模作样裹了条头巾的外国女人爬电线杆，这可比葬礼有意思多了。一个小孩带头，大家一齐鼓掌、喊号，给我加油。连电视记者都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
房顶上没有栏杆，我就站在屋檐伸出来的那个部分。虽然没有“恐高症”，脑子里一个劲想着“共振”，真怕谁一不小心把房顶踩塌了。葬礼开始，哈马斯对空鸣枪，震耳欲聋。距离太近，我看见黄铜弹壳一梭梭蹦出来。怕掉下去，怕机枪偏离方向，就这样我颤颤巍巍地站在人群上方举起相机。
这个屋顶终于在2004年3月22日哈马斯创始人亚辛葬礼上被踩塌，几名巴勒斯坦人受了轻伤。在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2003年8月26日傍晚，加沙地带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入口处发生爆炸。我飞速赶到现场，下车时习惯性地打开后座车门，心里一凉：钢盔和防弹背心旁边没有黑袍！
这才想起来，前几天吉普车送修理厂，我把车里的东西全部卸下来，怎么偏偏忘记把行头放回去！
天色渐暗，我硬着头皮挤进现场。一伙小孩追着喊：“外国人、外国人”，我心下便知凶多吉少。
人山人海。背后不知挨了多少推搡，终于挤到被炸车子跟前，焦油味刺鼻。有人鲁莽地把我的脑袋摁进车里，指点着说：“拍这个，拍那个”。背后开始有手伸过来。一个好心人拉开摁着我脑袋的人，他们两个竟打作一团。
贾巴利亚难民营是加沙最大最贫穷的难民营，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人群越围越紧，我想还是走为上，可已经插翅难飞。不知是谁，问我是否要站到旁边一辆车的车顶躲一躲，那里“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做现场直播。似乎别无选择，我登上车顶，站在摄像师背后。人群却疯了一般，向空中挥舞手臂，胡乱喊叫，要把我们脚下的汽车掀翻。又有一个拎着铁棍的好心人过来驱赶他们。
电视记者也慌了神，做完节目后，不顾我“让我走中间”的请求，先跳车跑了。等我下
车时，真正的骚乱开始。
一只胳膊已经递给“阿拉比亚”摄像师，我的脚却着不了地，无数只手野蛮而准确地袭来。我腾出手，推开一个男孩，又踢了一个戴眼睛的一脚，还是抽身乏术。最后，不知是哪两个好心人，用手臂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兜”出来，扑扑往前跑。那几百号人喊叫着追来，我一回头看，一把沙子扑进眼睛和嘴。那两个好心人加快脚步，把我塞进路边一辆出租车。人群还是没有罢休，拍窗子、摇车身，有的坐上车顶，有的堵住道路。
眼看无法突围，司机急了，狂按喇叭，猛踩油门，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绕路回到我停车的地方，东张西望，确认没有动静，我才快步走进吉普。“啪”一声锁掉车门，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候，再有人来爬车也不怕，我已经学会“踩油门、猛刹车”、叫爬车者“扑落扑落”掉下来的本领。
后来还在电视里看见救我的那个好心人，没来得及问人家的名字。另一个搭车随我进城，执意买来果汁，替那些贾巴利亚人道歉。
事后向阿马德讲起，他根本不敢相信。他说，过去大家不是这样的。他说的“过去”，是2000年9月流血冲突爆发前。其实我曾经多次一个人进贾巴利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遭遇。也许爆炸现场的人群变得疯狂，更怪我没有穿上袍子。
几个月后，接摄影师高磊进加沙。路上，一辆哈马斯广播车开过身边，里面躺着个死人，显然将要举行葬礼。追随广播车而去，等我发现尽头是贾巴利亚，握方向盘的手开始颤抖。
这次我心里还算有底，因为黑袍就在后座。然而葬礼刚一开始，孩子们开始向站在一间平房顶上的我扔石子。我知道他们好奇，想看看这个外国女子的反应，所以全不理会，一心只想拍完照片走人。但也没办法躲，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屋顶，站了4个记者和一部摄像机。石子越来越多，砸到相机，我火了，捡起来回敬几颗。更多石子不断敲打我的腿和后背，我想站到一名巴勒斯坦男记者前面暂避，因为孩子们不敢“欺负”他。慢慢蹭到他跟前，站定，稍稍喘息，那名记者却一把把我推开原来正巧到了礼拜时间，他要跪下磕头！
拍完照片，跳下墙头。一着地，就有孩子跟我比划：“你，戴头巾！”
“是啊，我戴着头巾。”但随着我寻找拍摄角度闪展腾挪，头巾一点点往下滑，一截头发露出来。
不由分说，孩子们手里的石头热烈而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提着棍子过来驱赶小孩，试图带我们离开是非之地。贾巴利亚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错综复杂好似迷宫。巴勒斯坦人常常骄傲地说，以色列人不敢在这里打巷战。
天黑了，少有路灯。那少年似乎也有些不辨方向，丢石头的小孩子一直跟在后面，见我们“山重水复”，立即重新展开攻势。
“石头雨”来得更猛烈了，高磊用后背挡住一些。他礼貌地用英语跟小孩子讲道理，夺过他们手里的棍子却不还击。他认为打坏了巴勒斯坦小朋友有损中国人形象。
终于，一块大砖头从背后狠狠砍到我的脖子。
此后整整一星期，我转头困难，吃东西会从嘴巴里掉出来，一喝水就痛得龇牙咧嘴。
尽管如此，身为女记者，也有男性无法获得的便利。我曾经采访到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死亡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的母亲，当时她刚刚产下一名男婴。我走进她家门时，她正在喂奶一般来说，巴勒斯坦妇女根本不见陌生男子。还有哈马斯精神领袖、创始人亚辛的妻子，如果不是女性身份，大概也不可能听她敞开心扉。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官员们也许会给女记者一个微笑，或是一个提问机会。不过，男记者可就没那么“怜香惜玉”了，别看平时同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外国记者打成一片，真正到了拼抢画面的时候，相互用胳膊肘顶是常事。我曾见到美联社女摄影记者，被人从后面揪住一头金发往下按，因为她挡住了背后的摄像机镜头。在阿拉法特官邸的会议上，我也曾因为同样的原因，挨过美联社摄影记者独脚架的一记敲打。
救救孩子。——鲁迅
讨生活的孩子
离开加沙后的某日夜晚，法国巴黎街头，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敲打车窗，讨根烟抽。朋友摇下车窗，给了他两支。流浪汉眼睛里放出光芒，连声道谢离去。我的眼圈忽然湿了，问
正在开车的朋友：“你知道我想起了谁吗？”“加沙那个卖口香糖的小孩。”
那天，我在路边停车接手机，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出现在窗前。给他一个谢克尔（相当于两元人民币），拒绝脏兮兮的口香糖。他却不干了，非给糖不可。他说：“我又不是乞丐。”我肃然起敬。
生意做完，他退回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突然哭起来。我挂上手机，过去问个究竟。他叫巴士拉，今天只做成了这一笔生意。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做清洁工，2000年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爸爸失业了。妈妈有糖尿病。他每天从早上6时工作到晚上12时，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约30元人民币）。家里4个兄弟，一个两岁的妹妹。
虽然巴勒斯坦实行义务教育，他却没钱上学。因为4个兄弟的书本费要500谢克尔。巴士拉已经很久没喝到牛奶，几乎没吃过肉。他会写简单的字，但不会读，只会讲加沙方言，不会说阿拉伯普通话。
我问还剩多少口香糖，全买了。他乐坏了，颠颠儿地回了家。我说开车送他，他拒绝：“带陌生人回家，爸爸会揍我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端着4大盒口香糖回家，楼下警卫哈哈笑我。阿马德说，我给巴士拉的钱可能被拿去买炸药，做土制手雷。在加沙，7谢克尔就可以造一个手雷。
过了一个多月，某天在街上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