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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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希怎么不跟我一起上学去了？大人说，他成为烈士了。苏希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他是老四。
“政府或者其它组织会给抚恤吗？”我问。姑妈说：“过去伊拉克政府给钱，现在你也知道……苏希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挺穷。”
我不敢当面把苏希死去和下葬的照片交给他父母，就托房东妈妈转交。
两天后，再次去苏希家。不过两天，父亲就比那天在墓地瘦了好几圈。妈妈木然地容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横拍竖拍。有人拿烈士像过来做背景，妈妈一下子捂脸哭起来。我们于心不忍，走掉。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把苏希的弟弟拉来：“你们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拍照，长大后，他一定能灭了（以色列总理）沙龙！”于是他让苏希的弟弟穿起迷彩服，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2月7日苏希被炸死的同时，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恰好经过那辆汽车旁。瓦迪没有死，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联系到瓦迪的儿子马哈茂德，约好到家里看望他父亲。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木拉格（Murag）镇，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车子开到大路朝天、人烟稀少的地方，马哈茂德正在路边等候。他说，这里不通车，他搭乘别人的驴子过来。
穿过羊肠小道，耳边苍蝇嗡嗡。马哈茂德一指，到了。灰色的水泥房子，没有门，没有窗。确切地说，门框和窗框都在，只是空的。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石板是为了挡住冬季的雨水，四周露着光。马哈茂德说，因为交不起账单，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是从邻居那里接根电线过来，亮一盏日光灯，供上学的孩子写作业。
瓦迪躺在角落的暗影里，浑身缠满纱布，一动弹便牵动所有伤口。他天生哑巴，现在更是有痛说不出，见到我和同来的摄影师高磊，两只手拼命向前伸，嗓子里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的妻子说，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工资。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口袋里的工资全部叫人摸走，那是养活全家15口人的钱。说到这里，瓦迪又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比划着。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快乐）”。
妻子说，当时瓦迪距离那辆汽车十指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虽然性命得以保全，
却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说话间，儿子马哈茂德拿来碎布条般的衬衣和裤子，上面血迹斑斑，是爆炸当天瓦迪穿的衣服。
马哈茂德原先在一家金属工厂工作，一年前那里工厂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从此失业。问及为何不再找份工作，马哈茂德说现在的加沙哪里找工作去！瓦迪有两个儿子，另一个也失业了，女人们都不工作，所以瓦迪原先是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ＵＮＲＷＡ）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幸亏巴勒斯坦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孩子们还在上课。大些的一个女孩在哈马斯办的宗教学校念书。看见我们，她害羞地往人身后躲，闪动的大眼睛又分明透出说话的愿望。
“没有人赔偿，也没有人救济我们，”妻子说。因为住不起医院，瓦迪早早出院，回家5天了，却没换过纱布，也没洗过澡。医生开了方子，家里没钱抓药。
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我们起身告辞。高磊跟马哈茂德握手，马哈茂德的手抽回去时，里面多了500谢克尔。他却不让我们走了，拿来几张医院证明，说他和他妻子生过四个孩子，每个产下不到一天就死了。医生说这个毛病在加沙治不了，一定要出国花大钱治。
临走，马哈茂德打发他的女人过来跟我说：“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出钱帮我们到外国治病，将来我们第一个女儿就以你的名字命名。”我的汽车发动了，一个孩子在后面追着喊：“给我5个谢克尔，给我5个谢克尔！”
第二天，马哈茂德打来电话，问那500谢克尔是给他父亲的，还是给他的。之后隔上几天，他就会来电话。我问他父亲情况怎么样，他懒洋洋地回答“挺好”，然后就叮嘱我不要忘记他需要出国治病。
几秒钟的空袭过后，以色列的类似军事行动还将继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报复正在酝酿。而苏希的人生隧道走到了尽头，瓦迪从此生不如死。
新兵问老兵：“害怕开枪怎么办？”老兵说：“你开了就好了。”
《黑鹰坠落》
哈提姆和萨比拉
相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加沙记者圈是个充满情义的圈子。虽然各为其主，竞争残酷，但在仅仅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大家总是在同一场合、同一地点出现，经历同样的空袭和枪战。西岸记者比较分散，局势相对平静。据说两个人之间友谊快速升温的办法是一起讲第三个人坏话，那么咒骂“阿帕奇”和F－16，就是令加沙记者们紧密相联的强力胶。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前，整个加沙地带只有三名当地记者。2000年9月之后，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超过300名，新闻系成为这个失业率达到75％的地方最热门的职业。就连外币兑换所的老板都曾打来电话，询问能否在我这里接受“记者培训”，他说在加沙当记者比开钱庄挣钱多了。
全世界大小媒体，只要报得上名字的，都会在巴以地区露面。其他国家的记者一般住在耶路撒冷，只在发生大事件的时候进入加沙地带，加沙新闻主要由当地巴勒斯坦雇员采写。历任新华社记者都曾是唯一常驻此地的外国记者。2004年初美联社向加沙派来了常驻摄影记者加拿大人凯文。不过凯文每个周末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那里养了条大狗。
记者圈里跟我最要好的是哈提姆和萨比拉。他俩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一个美联，一个法新（萨比拉后来转投德新）。哈提姆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学习摄影；萨比拉的哥哥和叔叔都是法新社记者。
哈提姆因身躯庞大，得号“熊”。在冲突现场，他总是表现得满不在乎，却身手敏捷。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是从来不穿防弹背心。一次，从枪战现场回来，哈提姆用香烟屁股敲打我的防弹头盔说：“我讨厌这个东西，真主要你死的话打在哪里都可能，”香烟一下戳到我的眉心。
两年前，他在加沙地带北部挨了以色列士兵8枪，至今膝盖窝里有颗子弹。每次过安全门都响，但医生说还是留在里面算了，很难取出。当时，美联社替他状告以色列军方，案子是这样了结的：哈提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经过这件事以后，哈提姆在冲突现场再也不穿防弹背心。
有次，我注意到他右手腕上缠着几股白线，问那是什么。他支吾着说，妻子和母亲缠的，已经带了好几年。我便明白，那是他的护身符，他的“防弹背心”。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一场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伏击。巴人死了两个，以色列1死6伤。
自愿充当向导的年轻人领我和哈提姆走上一个水泥楼梯。血，顺着梯子流过，在晨风里干了。楼梯通向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玻璃粉碎，满地黄铜弹壳，年轻人一把一把抓给我看。正当我拍摄满墙弹孔时，他招呼我和哈提姆到隔壁房间“看样东西”。
年轻人蹲下，掀起地上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又稠又软。
再次踏着鲜血走下楼梯。太阳正烈，水泥地映出白花花的光，血迹因此显得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发生枪战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边人家的墙壁被打出一胳膊长的窟窿。我在加沙地带南部见过这样的窟窿，当地居民说是以色列士兵炸开墙壁，躲在里面伏击过路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窟窿望进去是个厨房，满目疮痍，母亲和一个孩子呆呆站着。
这时，哈提姆从窟窿外边伸进脑袋，招呼我给他照张相。他举着200毫米尼康长焦镜头回眸，脸上隐约还有微笑。我骂他拿人家的伤口当勋章，他却一脸无辜地说实在没人给他拍工作照。
在现场，我们很少表达内心感受；谈论的，仅仅是图片质量。终于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巴勒斯坦记者比普通巴勒斯坦人幸运，因为有冲突，才有高额收入。哈提姆阴沉着脸说：“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可这是我们的生活！”
萨比拉的名字应该是“穆罕默德·萨比拉”，因为叫“穆罕默德”的人太多，我们强迫他将姓作了名。
跟萨比拉热络起来，是因为啤酒。伊斯兰教禁酒，加沙地带有酒出售的地方都叫哈马斯烧了，个别人从以色列买进啤酒偷偷卖，价格是以色列的5、6倍。萨比拉有时托我从以色列捎回罐装“喜力”啤酒，交给他时用黑色塑料袋套好，避人耳目。
萨比拉是我所见过的最敬业、最有办法的记者之一。有时在葬礼现场没看见他，而当天发出法新社发出的一张俯拍清真寺内最后祷告情景的照片却署名“穆罕默德·萨比拉”。问起来，他不无得意地说：“清真寺顶上有个窟窿，只有我知道……”
他多次在激烈的枪战场合，把刚刚拍摄完毕的我和哈提姆拉到不远处某个破旧潮湿的水泥屋子里传送图片，并唤主人出来烧茶或者咖啡。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弟表妹或者叔叔阿姨。
一次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难民营。军事行动发生在夜间，第二天一早以军切断了加沙城通往拉法的公路。所有摄影记者都无法越过路障到达拉法，只有依靠当地联络员拍几张照片。三天后，萨比拉胡子拉茬却两眼放光地从拉法回来，“全都是独家照片！”他兴奋地搓着手。哈提姆大骂他为什么没叫上自己，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么去的拉法。
“我亲眼看见，”萨比拉指着自己的两只眼睛起誓，“以色列军队不敢走大路，怕有地雷，他们就一栋一栋炸开房子，直到怀疑下面有地道的那一幢！”
2004年5月，以色列军队在拉法实施代号为“彩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萨比拉始终呆在那里，他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干脆躺在医院地上。期间，他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萨比拉却无法回家探望，因为返城公路再次被切断。
“加沙节奏”
局势不太紧张的时候，记者们会在星期四晚上聚会。吃吃烧烤，抽抽水烟，拿时局开玩笑，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每次开始之前，我们都祷告聚会能够进行到底，不被打断但许多时候，这只是奢望。
2003年9月7日，美联社记者布兰登初到加沙，哈提姆召集我们几个去海边喝咖啡。布兰登晃动着两只光脚，吹着海风说：“这真是平静的一天……”话音未落，我的手机响，有消息说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要辞职。大家立即抄起桌上的相机，作鸟兽散。
中午，朋友几次请我去家里吃红烧羊肉，我都因追踪报道推辞。好容易阿巴斯辞职报道告一段落，来到朋友家门口。车未停稳，收音机里传来“急讯”片头曲，紧接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