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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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事务。
十多平方米的阿拉法特会客室简朴得令人难以相信。没有窗户，光线非常暗。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个挂钟，屋里几乎没有其它摆设除了阿拉法特座位后，一台上书“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字样的长方形装置，还冒着气泡不知是否是换气装置。
王特使健步走来，这个简陋的办公室立即充满了笑声和闪光灯。阿拉法特老远就伸出双臂，深深地拥抱王世杰，并用阿拉伯人最热情的礼节，左右各三下亲吻了特使的脸颊。这对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在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重逢了。
会谈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正值斋月，白天不能进食、饮水的阿拉法特却给客人端来了茶水。会谈结束，记者们才得到允许进入。阿拉法特耐心地同我们一一合影尽管早就听说他的眼睛怕强光刺激，但还是微笑着容许闪光灯不停工作。他的眼神非常柔和，据说那是一双喜欢看动画片的眼睛。
阿拉法特右手握住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另一只手招呼我过去。站定，摄影师说最好换个角度，门口墙边有巴勒斯坦国旗，可作背景。阿拉法特一把拉起我和吴大使，刚才握着的手没有松开，我感觉到他的手非常有力，非常温暖。由于椅子的阻挡，他几乎是把我“拽”到国旗前，拍照时，他忘记换手势，还是反握着我的手掌，紧紧地。
众人轮流合影完毕，我一个箭步上前， 打开录音机就问：“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国特使到访的意义？”话音未落，阿拉法特微笑着说，“非常感谢中国在目前和平进程面临巨大困难时，依然关心巴勒斯坦人。感谢所有中国领导人，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患上帕金森症，阿拉法特嘴唇颤抖厉害，念中国人名很费劲。他清晰记得自己首次访华的时间。
谈到中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作用时，阿拉法特的眼睛闪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姐，你不要忘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特使到访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关心巴勒斯坦人民。”
事实上，阿拉法特近年来身体虚弱，官邸新闻官一般只同意电视媒体记者采访阿拉法特。所以，我们决定“抢”一次采访。当我一个箭步蹿上去的时候，原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默契地抱住阿拉法特的顾问，并与他攀谈。而等阿拉法特开口回答我的问题时，就不会有人“斗胆”上来阻拦了。
近10分钟后，礼宾官催着往外走，我已经关掉录音机，没想到阿拉法特往前走了半步，又停下接着说：“还有……再次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江泽民主席。”
阿拉法特转身一把拉起王特使的手，向办公楼外走去。
大楼门口各大媒体几十名记者一起拥上来，七嘴八舌问了一堆问题，焦点都是中国中东特使。王特使用洪亮的声音向全球媒体表明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阿拉法特通报了会谈情况。整个过程中，阿拉法特一直紧紧握着特使的手。
有记者问阿拉法特，以色列官员发出驱逐您的威胁，您对此有何评论？阿拉法特一下子激动起来，声音提高八度。“我是阿拉法特，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生活在这里”他一口气说了5个“祖父”，“没人可以把我从这片土地上带走！”
后来听说，王特使在会见中说出了一个小“秘密”：他一直希望能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见到阿拉法特主席。
共进午餐
2003年2月7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一行到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向这位现年74岁的老人辞行。会谈结束后，阿拉法特执意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意外的是，午餐不在饭厅进行，而就在我们刚刚结束会谈的办公室里因为官邸内根本就没有象样的饭厅。刚才，双方在半张桌边交谈，现在挪到另外半张就餐。两名白衫黑裤的侍者进来，训练有素地摆好餐盘刀叉。入座时，我发现杯盘刚好盖住桌面上一道长长的裂缝。
桌上摆的是“经典”阿拉伯菜肴：烤羊、烤鸡、牛肉、果仁汤等。只有阿拉法特的盘中餐与众不同：两边带把的陶罐、一点蔬菜。他双手捧住陶罐说，“我就不讲究礼节啦，”端起来就喝。一会儿，他就吃完盘子里的蔬菜，站起来笑咪咪地给每个人递玉米块。
近距离看阿拉法特，我发现他那标志性黑白格头巾已经泛黄。听说他是个非常讲究仪表的人，就连跟其他国家元首通电话前都要整理衣冠，以示尊敬。那次共进午餐气氛轻松，我们斗胆打破禁区，问起阿拉法特夫人苏哈和女儿的情况。阿拉法特两手端着汤，神色变了一下，目光没有直视我们，淡淡说，她们目前在巴黎或突尼斯居住。
与阿拉法特交谈，绝对需要掌握分寸。他本人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经不止一次突然摔开话筒，扔下一句：“你是在跟阿拉法特将军说话！”然后拂袖而去。此外，他身边的新闻官也会严密监控记者的问题，那眼神分明告诉你，一旦“越线”，你将永远成为阿拉法特官邸“不受欢迎的人”。所以，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只能点到为止。
不过，那天气氛轻松，阿拉法特甚至在我的提问下，说起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同犹太儿童玩
耍的情景。“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对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他来说，重返圣城成了此生夙愿。
不过，有的传记作家指出，阿拉法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
想起前几天在加沙一处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民房前采访，一群不到10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告诉我，不愿和他们的犹太同龄人玩耍，因为“长大后他们会像父亲祖父一样”。我向阿拉法特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过去三年流血冲突在巴以儿童幼小心灵中种下的仇恨？阿拉法特说，巴以人民间的信任已经被摧毁。然后，他指着胸口一枚橄榄枝型的徽章，镌刻有“和平种子”（peace seeds）两个英文单词，枝条上站着两个手拉手的人形，“这是两个巴以儿童，”阿拉法特说。听我说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非常认真；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长着稀疏白胡子的嘴唇颤动得厉害。
办公室窗户上堵得严严实实的沙包已经去掉，但阿拉法特政治顾问拉迪纳指给我看窗外：两层薄水泥板护住玻璃，沙包就在下面。办公室还是不见天日，灯光长明。阿拉法特感慨到，许多事情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实施，特别是重建巴以人民间的互信。
告别时，吴久洪大使送给阿拉法特两件礼品。一是国画竹子，祝他如青竹挺立；二是一套紫砂壶茶具。阿拉法特笑得合不拢嘴，戴上老花镜给我们的纪念照片题字：“我最美好的祝福亚西尔·阿拉法特”。患帕金森症的他，握笔的手不停颤抖，竖笔划歪歪扭扭。“我也很想送你们礼物，但我现在实在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了，”他说。
瞄准镜下的阿拉法特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齐曾经说，真正的权威不需要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运用智慧、谦逊和丝带。我所认识的阿拉法特，有足智多谋，待人谦逊，他手里有丝带，必要时也会大声呵斥。总而言之，他是巴勒斯坦“真正的权威”。
2003年9月13日见到阿拉法特时；他已经遭到驱逐威胁两天了。
这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在拉姆安拉官邸召见各国使节。11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一项决议，“驱逐或杀死阿拉法特”。
官邸大楼之外；近千名巴勒斯坦学生高举国旗和阿拉法特画像聚集在广场上，齐声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阿拉法特”，突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从大楼第三层望下去，一方黑白格相间的头巾出现在被沙包、汽车轮胎堵得严严实实的官邸门口。一个“Ｖ”字胜利手势举过头巾阿拉法特出现了。
离得太远，我没有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只看到随着他的手势，人群沸腾起来，红、白、绿、黑四色组成的巴勒斯坦国旗上下翻飞。很快，阿拉法特朝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步入会议大厅。途中，他两次停下脚步，探出窗口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广场上立刻以惊天动地的喊声呼应。
奇怪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警卫并没有异常警觉，并非外界传闻那般。即使我突然把相机举到阿拉法特头顶拍摄他挥手照片，也没有遭到阻拦。
离开窗口，阿拉法特渐渐收起面对窗外的笑容，一个转身准备往会场里走。他的背微微有些驮，大概这几天遭到围困的缘故，眼神也不是特别清澈。转身，一瞬间，阿拉法特似乎忘记了会场在哪里。他的目光游移了一下，身边卫兵也跟着他的眼神转动，胳膊都伸着，随时准备搀扶他到要去的地方。
其实只是一秒钟的迟疑。阿拉法特马上反应过来，在卫兵的簇拥下，走向会场。这时候，我被穿绿军装的胳膊们架开了。
一进门；阿拉法特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热情地把手伸向每一名来宾。大概因为我是来宾中为数不多的女宾之一；到我面前时；他笑得更加灿烂，抓起我的手捧到嘴边亲吻两下；下颚上的胡子扎得我很痒。
阿拉法特绕椭圆形桌子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端正稳健的步伐中隐约可见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发表讲话时，阿拉法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沙阿斯在阿拉法特身边充当翻译，坐在阿拉法特右边的谈判事务部长拉布几次试图提醒阿拉法特；都被他打断。“我还没说到呢；别着急；”阿拉法特说。
阿拉法特讲话的时候；紧邻官邸一栋高层建筑内，以色列狙击手正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行动。
大时代的余温
2004年10月28日。一个消息传遍世界：阿拉法特病情突然恶化。
那正是新华社加沙地带雇员沙乌德中国之旅的最后一天。我立即打通沙乌德随行导游的手机，沙乌德声音低沉，打断电话线这一端我的问候语，直接说起“阿拉法特”。他担心一旦局势失控，返回加沙地带的通道会被以色列军方关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放。“妻子说：‘你赶紧回来！’……”早晨得知消息，沙乌德马上给加沙打了电话。
“怪不得他一早上都没与我说话！”陪同沙乌德等人游览中国的新华社国际部记者吕迎旭恍然大悟，“平时他话最多，今天只说了个‘你好’，也不与其他人聊天……”
当天下午2时，沙乌德飞离中国。前一天晚上的对中国和平环境的留恋已经被归去的急迫代替。
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于阿拉法特的消息时好时坏；11月10日，大势已去。
“脑出血”、“周五埃及葬礼”、“拉姆安拉官邸清真寺内安葬”等等越来越确切的消息逼近，我也越来越焦虑，甚至不敢独自承担听到他死亡消息的那一刻。虽然身为记者，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每一个牵挂巴以局势的人来说，阿拉法特的倒下惊天动地。
拨通加沙雇员阿马德的电话。问起街面上的情况。他说：“很奇怪，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