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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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硬为主到软硬兼施，《焦点访谈》的同仁要转变观念。“大盖帽”现象众人司空见惯，没有人报题操作。只是在节目闹春（节后）荒的时候《焦点访谈》中心组出了这么个策划案，以急救章的形式草草出笼。如果不是叶老亲自当司机，孟克、肖津两位老师在寒风中满街去找，再加上运气好碰上了一些好“演员”，效果很难保证。如果把这类软焦点明确为《焦点访谈》的常态之一，精心策划，从容操作，定会成为监督性节目新的增长点，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再上新台阶提供广阔的空间。（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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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访罗格所想到的／方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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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2003年9月1日播出的《专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一期节目，引起了一些关注和好评。
这期节目从采访到编辑再到播出，一共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其中采访时间不到半小时）。每一个程序都如同打仗一样，在赶、在抢，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斟酌。好在是几个急性子的“快手”，总算准时送上了播出线。
为什么获得了好评？想来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一、抓住了罗格，且是独家专访，这就成功了一半。二、专访是用英语，体现了我们的国际化。三、基本拿到了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内容。
而说到采访本身，我其实觉得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在我看来，采访本身的确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还大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问题可以更尖锐些，交流感也可以再加强些等等。这些都是我的遗憾。
节目播出后，我曾自问：为什么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没了在《东方之子》中的犀利和大胆？答案很简单：因为是给《焦点访谈》做节目，我不敢大胆，不能大胆，不愿大胆。
坦白地说，自从坐到《焦点访谈》主持人的位置上，我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既怕不能语出惊人而辱没了这份荣誉，又怕不知缘由地说错了话、用错了词，犯下种种种种的错误：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方方面面的顾虑使我不敢说自己的话，甚至，不敢有自己的思想。
当然，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苦衷，每一位主持人、记者、编辑也许都曾因此而痛苦和无奈。于是，我们不再珍视自己的灵感和创作激情，有时，我们的“政治敏感”甚至比领导更强。
作为主持人，从《中国新闻》到《东方时空》再到《焦点访谈》，我始终在为自己的“空间”而烦恼。因为我深知有了空间，才有主持人的个性和光彩。老《东方时空》的四位总主曾因“面对面”而拓展了空间，张扬了个性，树立了权威。而新《东方时空》推出后，却因直播形式而限制了主持人的发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经验和教训。
很多人问我，美国的主持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我所看到的是：100％。尽管有人为他们写稿子，尽管他们也常常念别人写的稿子，但他们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则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没人过问。我并非说那是榜样，但当我们质问为什么美国的主持人各具特色，而我们则是千人一面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该把错误完全归咎于主持人。
在《专访罗格》一期节目中，我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空间，也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好评。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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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荣誉／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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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年初，看过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就想，有一天，朱总理一定会来到《焦点访谈》，当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时，我们彼此之间绝不会有距离。10月7日，当总理真的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确感到座谈会像一次老朋友的聚会。
在座谈会上朱总理说：现在是苛捐杂“费”，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怨沸腾”并不过分。上午国务院刚开了第九次常务办公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原订九点开会，但是今天提前到八点半。在开会之前，大家先看了三期《焦点访谈》。这样一来，“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就好通过了。总理问到，这三期节目是谁做的？我荣幸地站了起来，其实应该和我一起站起来的还有魏驱虎，这三期节目是我们俩人共同完成的。
这三期节目的总标题叫“关于机动车运行收费的调查”，三期节目的标题依次是“借路生财”“搭车收费”“费流何处”。其主题是通过对全国有关机动车收费的混乱情况的调查，指证出现行税费体制的弊病。这可能是《焦点访谈》第一次对收费体制说话。
这个系列节目是从10月4日开始播的，但是在5月份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当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出租车司机反映一些管理部门的乱收费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有的地方甚至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当时，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进行了采访。但是，我还没有回来，该地的领导就已到了北京。我拍回来的节目成了“黑场”。无奈中，我第一次主动要求给《空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诚征招数”。
节目没有做成，司机们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我心中总觉得不安。需6月初，我向计委的有关部门反映了这种在机动车运行中存在的政府乱收费的现象。当时得到了一个让我惊喜的消息——国务院办公会刚刚决定，开始对需“汽车税费改革”（暂定名）的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对现行的所有涉及到机动车的收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除保留一些必要的收费项目，如一些工本费以外，取消所有的收费项目，本着多用路、多花钱的原则，从1999年开始，由税务机关开征燃油附加税，届时，油价可能要上调50％到70％。（各位有车的同仁，可要掂量一下了。）这套方案一旦开始实施，将会彻底改变机动车运行中（包括公路上）的乱收费的现象。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这项改革实际上是我国税费体制改革的前奏，是朱总理向“地雷阵”迈出的第一脚，因为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反走私，只是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项改革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行业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的重新再分配……当然它具有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事情。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这项改革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跟踪这项改革的进程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组里和部里的各位制片人（因为各位制片人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的支持下，我针对现行的收费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三期系列节目——“借路生财”“搭车收费”“费流何处”。这三期节目和以往的访谈节目要求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件事情来阐明是非，而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来指证体制上的弊病，不是一点聚集，而是散点透视。正好杨晓凌曾经报过一个选题，是湖南湘潭一桥乱收费的问题，这给“借路生财”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本落，如果我在南方某市拍的节目没有无故牺牲，“搭车收费”一集就不用再拍。现在，只好重打旗鼓另开张。我和魏驱虎兵分两路，我先去的是江西宜昌市，了解出租车司机反映的乱收费的问题。魏驱虎去湖南，调查路上的收费情况。同时，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关注所收的费用都干什么了。为第三集“费流何处”准备素材。
由于一开始该明确了节目的体例，是散点透视，因此在拍摄中我们都没有在某一点上纠缠，而是关注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节目很快就拍摄和制作完成，但是却一直面临着能否播出的危险。
当时我自以为在江西已将当地的人都已稳住，回北京后就没有着急。但是魏驱虎却遇到了麻烦，他还没有离开湖南，湖南的有关部门就已开始活动起来。虎子回北京后连夜将节目赶制出来，李台也签字同意播出。但是，如果将“借路生财”这一集赶在说情者找到关键人物之前提前播出，必然破坏这一系列节目的整体性；如果等所有节目都制作完全后再播，又要面临着成为“黑场”的危险。播，还是不播，评论部的制片人面临着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抵挡住说情者的进攻。最终，制片人们选择了不播。无疑，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当三期节目全部制作完成，被列入播出单时，一个噩耗传落——有关部门通知：有关出租车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这使第二集“搭车收费”光荣牺牲，成为“黑场”。（不知这是不是江西方面活动的结果。）
怎么办？只好另找出路。在制片人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寻找新闻线索，最后在江苏盐城进行了调查。为了这三期系列节目能顺利播出，先后牺牲了两期“访谈”。最终，在盐城拍摄的这集“搭车收费”在顶住了各种压力下存活下来。遗憾的是等节目重新制作完成，长江已开始告急。这三期节目再次从播出单上被撤了下来。
阴差阳错，这一系列节目恰恰在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常务会之前播出了，这次常务会重点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而修改《公路法》的目的是为“汽车税费改革”铺平道路。因为现行的收费体制中，有的内容是《公路法》准许的，因此《公路法》不改，税费体制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但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各部门的利益。因此，在10月7日的座谈会上，朱总理说，常务会前专门放了这三期《焦点访谈》，这就使《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很容易就通过了。他还说，应该给你发奖金。
其实，能反映民众的疾苦，并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这对于记者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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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帮助”／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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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7日，在二楼电梯前等待朱镕基总理的人群中，我像一条黄花鱼不自觉地往边上溜。
周围的领导、同仁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而我的心里却在打鼓。
电梯门打开了，亿万人为其魅力倾倒的身影出现了。朱总理面带笑容和大家逐一握手，时不时地还停下来开上一两句玩笑话：“水均益，布莱尔说你的英语很好，不像在中国学的。”
总理走近了，我下意识地躲到赵微身后，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总理走过去了，我是周围唯一没有握到总理手的人，因为我的内心对这位老人在崇敬之外，怀有几分畏惧。
我是唯一一名受到过总理批评的“访谈”记者。今年四月我制作了一期名为《“联通”何时能联通》的节目，对天津联通市话网迟迟不能开通一事进行了报道，批评了邮电部门的老大态度、垄断遗风。节目播出后，朱总理对这一节目提出了批评，但具体讲了些什么，说法不一，内容不详。半年来，这些批评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况且，又得知总理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虽台、部领导没有加罪，但其他同仁屡次表扬，唯独本人屡遭批评，心里越发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