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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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旨在让过去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用个人的经历，为社会服务；用个人的曲折经历，换来党的事业的顺利。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敞开心扉讲心里话。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假话。我在书中的想法和做法，哪些对、哪些不对，请大家评判，让历史定论。
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写这样的书。在他们看来领导是一个“模特”，言论和形象都有特定的标准。也有人说，你这种身份要留个大背头，不能站在街上接待上访，不能骑自行车，不能坐公共汽车，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上街买菜，……这些规矩我都破了，这些事情我都做了，我的身份不是依然还在吗，反倒心里更加踏实。
所谓身份，就是套在干部身上的“枷锁”，这种陋习于转变作风无益，于廉政建设无益，于党的事业无益。正如群众所说，什么时候，没有了身份特征的标签，干部就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中国的政务公开从1998年开始：1998年村级公开，2000年乡级公开，2002年县级公开。长治市从2000年开始，实行重大决策公开、花钱公开、用人公开。市委研究工作的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公开了；市委常委生活会记录公开了；市委书记检查性的发言公开了；对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班子成员的群众民主测评票数和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建议都公开了。在这本书中，我再来一个真实思想和经历故事的公开，这是一种感情释放，也可称为一种贡献。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有的缺点，我可能都有。我没有达到申纪兰的那种境界和水平。但我有幸来长治工作，能近距离地向她学习，以她为从政楷模。申纪兰曾经和我现在的级别一样，但她在十几年前，就主动放弃优越待遇，回到平顺县西沟村当农民。申纪兰把自己说成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向她学习，确定自己是群众堆里干的人。所以，我下了决心写这本书。
三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宣传舆论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在长治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十分注重宣传和精神文明工作。在长治的三年间，我和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编书多部。同时，我也汲取在原平县搞“搭台唱戏”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对我大量宣传的教训，坚决贯彻省委指示，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多次在会议上讲，多次作批示，并提出严格要求。但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我所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曾先后9次复函新闻单位，或向市里有关领导表明我的态度。
这是我在2001年1月8日写给一位记者的信：
绝对不能发表这种写我的文章。因为我有过深刻的教训，你这样做会干扰和影响我正常的工作，会使一些官场中人以为我做事的目的不纯。你要实在想写，也得待我走了以后，或等我死了以后。官帽应当是个责任，而不是一个待遇；是个“吃苦、吃亏和惹人”的头衔，不是一个“享福、沾光、为人”的职位。我在长治的做法，有人说“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我妻子说“你这么辛苦图个啥，你这样惹人不会有好结果”。我弟弟说：“你有神经病。10年无权，好不容易重新当了书记，却只会吃苦受累，不懂得享福！”
我深知，干部要享福，人民必吃苦！我要不去吃大苦，干部就不会变作风！人说人不动，只能去带动。只有使之感动才会变成行动！而对于腐败，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只能以党交给的办法，以自己站稳人民立场的毅力，来一点一滴地深入人心，调动民气，使人民信任党，从而战胜恶势力。
所以，你必须明白，写文章说我好，就是等于帮倒忙！过了年，我已56岁，我不图钱，不图官，也不图讨“说法”。我若有所图，就干不成事！我只有保持这种开弓放箭的速度，才能带出这支好队伍。所以，为了能让我默默地为上党人民干点事，请你停下手中的笔。
后来，类似这样的信，我又给作者、宣传部门和领导同志写过8次。我们还采取了一些过硬措施，杜绝宣传个人。正因为这样的控制力度，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基本封锁了正面宣传，放开了舆论监督。
2002年4月，南方一家报社的记者，在长治住了十几天也没有见上我，十分生气地走了。但也有持续恋战者。5月份，我到德国考察，来访的记者见不到我，他们就去采访群众，现场调查，收集资料，最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条条新闻。就这样，我成了2002年中国关注的新闻焦点。不管我如何的不情愿，宣传的负效却必须要承担。有人说我“好宣传”、“图升迁”。也有极个别人想给我戴上“有争议”的帽子。一说有争议，必然有是非，由于没人做结论，于是便成了“莫须有”。个别人政治上的随地吐痰，一口“左”，一口“右”，很厉害。一位省领导安慰我说：“争议你什么？无非是改革和不改革、创新和不创新、干和不干。”我对此深为感激，也感触颇深：如果领导不能在官场见义勇为，下属焉能在市场冲锋陷阵！
更让我欣慰的是，这场宣传风波没有改变山西广大干部对我的看法。一位省领导告诉我，你每次在省、厅以上干部的推荐测评，得票都很高。我被动接受宣传之后，就做好了日后测评丢票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却出我所料，山西各级干部和长治市干部群众继续接受和肯定了我。2002年9月，我被上级列为考察公示对象之一。我又一次产生了像当年省委书记霍士廉肯定原平“搭台唱戏”，亲自给我下厨房做饭的感受：这就足够了！如果党和人民需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会在所不辞！
2002年9月以后，面对各地记者的采访。我开始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我不讲，事实可能有出入，观点可能不准确。这也是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在外界逼和内心自逼的双重压力下，我感到自己既没有必要再躲避，也没必要再被动应付，最好还是把话讲清楚、顺其自然好。
我想，夜半盗窃只能偷偷摸摸，雪中送炭应当正大光明。如果坏事怕人揭露，好事又不为人知，又何以进步发展呢？
四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以这样的行动来倡导一种新风：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亲自动手写一些东西，拿起笔为实践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
我认为，领导干部应当是个思想工厂，经常深入调查、勤于思考，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本地区、本单位落实中央精神的思路和办法，也能抽象一些理论思维，开启人们的视野。
当干部不能当成“懒汉”，不读书，不动笔。领导干部就仿佛是一架被人操纵的“机器”，只会用别人写好的稿子，只会念抄书抄报的讲话。一位写材料的干部对我说：他过去和领导讨论稿子时，念完第一部分，领导问：“有没有出处？”他说：“抄某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二部分，领导又问：“有没有出处？”他说：“抄另一位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三部分，领导再问：“有没有出处？”他答：“这是我替你写了一部分。”领导说：“停，回去改，必须有出处。”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寓意却极其深刻。
领导干部不能在俗套中生活，说话做事，不能光看别人的脸色和眼色，工作要有原则和有特色。社会发展如果绕过创新，无异于渔民绕过水面去撒网；抽象理论绕过争论，无异于农民绕过土地去播种；解放思想绕过实践，无异于樵夫绕过山林去伐木。战争年代攻堡垒要不怕枪林弹雨，创新时代攻堡垒要不怕闲言碎语，不怕变成有争议的人，不怕个人利益受损失。人民尊敬那些为群众的利益而自己吃亏的人，讨厌那些不顾群众利益而自己占便宜的人。
五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要用一种方式回报上党这片热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太行山、太岳山的每个山头上都埋葬着一颗烈士的心脏，上党老区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革命先烈流出的热血。当年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此，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吃饭碗里，比别人多了一点点玉米糊糊，他便大怒骂娘：“这是让老子搞特殊犯错误！”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只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吃苦！”现在这里的群众也对我说：你要唤回好风促发展，必须从严治党抓落实，必须咬定目标不松口，追究责任不停步，要追到墙角无躲处。
我要以此书感谢长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各位领导同志对我的帮助：三年间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互理解，取长补短，积极配合，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果，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管任务多重，要求多急，我的同事总能如期完成，我们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领导集体！大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我无私帮助的态度，使我一次次受感动。我作为“一把手”，只能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我的心境！
我在长治的实践，还离不开领导班子中已经荣调到省委、省委党校和晋城、忻州、运城市委担任要职的五位班子里的同志，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也不会忘怀已经退下来的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和市政府退居二线的两位老副市长以及一大批告别了工作岗位的中层干部，希望他们发挥余热，身体健康！
我要以此书感谢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协的各位领导，他们多次派来工作组支持工作。指导“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老领导肖玉英、仲济学，作风扎实，要求严格；考察干部的老领导王明、王全太，公道正派，观点鲜明。他们给我树立了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榜样。
这篇《后记》写完后，是2002年的10月22日清晨5时，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出门一看，太行山区漫天大雪，已经拆去了围墙、完全开放的太行公园里，碧翠的青竹枝头压满雪堆，弯着腰身随风摆动。我情不自禁地念起陈毅将军的诗句：雪压竹枝低，低下欲沾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厅李仁秀等同志为该书核实人名、地名、数据和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有时加班到深夜。申纪兰同志不是个写文章的人，但她应作者邀请作序。花了她很长时间，老英雄反复写、反复改，还念给西沟群众听，请有文化的人一起改，下了大功夫。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在百忙之中也挤出时间为这本书作序。我愧对他们的评价。《南风窗》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同志在编辑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2年10月22日于长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