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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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或其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跟尼采不一样使我们最感到欣慰。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哪怕在他因为《良知的起源》一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而跌跤时，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同志。
当然，雷和我之间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我们的关系是永久性的。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千上万，只有他成了特别珍贵的伴侣。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是相当自然而然而且是不证自明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恨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这种“无私的”行为当成一种快乐的表达来体验。事实上，雷是悲观的、忧郁的，甚至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自信而快乐的青年。他在表面上是幽默乐观的，悲观主义只留存在他的惹人喜爱的思想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任何灾祸和失望都会使别人恼怒或混乱，而雷倾向于从中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东西——只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它们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尽管他心胸坦荡，敢于承认所有的过错，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潜在的神经症。我只是时不时感知到这一点——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于赌博之后。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的一个晚上，那时他正在赌博；我开始在意识中把那个罗马的赌徒跟眼前这个我所了解的人联系起来，我觉得现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甚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提早几十年问世，我们如何用来帮助雷。
当我订婚时，我没想我和雷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的丈夫曾宣称：他理解并接受这个不可能取消的事实。当我们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成还是败都取决于这一点时，雷也表示他相信我们。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会真正爱他。他惟一能做的是：迫使自己忘却他曾在罗马被我拒绝的耻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却。因此，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诚实而坦率的讨论，但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误解（他坚持要求，在我心灵的转变时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既不应该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应该去跟我的丈夫交谈）。那时，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医学，并且已经自己单独生活，因为他的解剖学课程早上很早就要开始。（我们甚至讨论过我是否也应该跟他一起去学医，但我们俩都笑着说，我们俩既然以后还是要一起生活，就没有必要都去学医）。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情形，这记忆像一把闷在我心里的火似的，但它从来没有熄灭过。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开，但几分钟后又折回来了，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出门是不理智的。过了一阵子，他又走了，然后又回来，只是要拿一本书。到他最终离开时，已经几乎到了黎明时分。我望着外面，吃惊地看到，街道已经完全干了，无云的天空中那些星辰正在黯淡下去。我转身离开窗户时，在桌灯的光亮中，看到一张我的孩提时代的小照片，本来我已经把它送给雷了。照片外面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求求你——不要寻找我。”雷的消失自然使我的丈夫感到高兴，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对此事做任何评论。这些年来，我一直被悲哀压抑着，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在早晨醒来，感到压抑着，我知道那肯定是昨晚做了什么梦，我在梦中妄图挽回那已然发生的事。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跟一帮朋友在聚会，雷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高声叫我。我寻找着雷，但我找不着，我转向他们存放外衣的衣帽间。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陌生人，他安静地坐在衣服后面，两手交叉着放在两腿之间。他的脸因为肥胖而肿胀不堪，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眼睛使劲闭着，就好像他脸上套着一张肉做的死亡面具似的。“我这样子，没有人会发现我，”他满意地说，“是吗？”
雷完成了他的学业，后来移居到了塞拉里那，他在那儿成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医生。
在那里的群山之中，他猝然死去。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注 解
① 打印件上写的是“一月的一个夜晚”。这一日期上的混乱也许是由于莎乐美和她的母亲曾于1月份到过意大利。“我1月初来到了意大利，很疲倦而且病了。”她在1883年的新年之夜回忆说。我们的证据是：莎乐美曾于2月几次去拜访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从2月4日一直到动身途经蒙特卡罗（Monte carlo）前去罗马旅行，保罗·雷和尼采一直呆在热内亚（Genoa）。与保罗·雷会面的确切日期可从莎乐美写于1888年3月17日的回忆录中找到：“6年前的今天，我们相遇。”
② 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e von Meysenbug）的父亲是一个侍臣。他年轻时是王子的朋友，后来王子擢升他为贵族并封他为男爵。玛尔维达·冯·迈森堡本人由于卷入1848年前后的共和党的革命行动，而于1852年被驱逐出了柏林。在伦敦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她结识了俄国革命作家赫尔岑（亚科甫列夫王子与一个斯图加特女人的私生子）和意大利自由战士马志尼，还有其他一些人。赫尔岑死后，她收养了他的女儿奥尔佳，1861…1862年的冬天她们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于1876在斯图加特匿名出版。书中写到了1860…1861年冬天她呆在巴黎的情况，还写到了她在那儿与瓦格纳初次相遇的情形。截至1882年春，此书已出第三版。作为后续，她于1898年出版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本书是回忆和观察的松散连接。1872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玛尔维达在瓦格纳的熟人中遇到了尼采。1876年，她邀请尼采作为她的客人来意大利度假，尼采提议由保罗·雷“陪同”前往。玛尔维达在索连托（Sorrento）租下了鲁宾纳齐别墅（Villa Rubinacci），从1876年10月底开始，她和尼采、雷以及一个来自巴塞尔大学的名叫阿尔伯特·布瑞内的法律系学生一起，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其时，雷在准备《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事宜，尼采在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玛尔维达和雷先前并不认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里，她把雷描写为“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很严谨，有着她所不具备的科学而现实的观点，他具有善良的天性和高尚的人格，这一点在他与尼采无私的关系中是显而易见的”。雷观照事物的方式给予尼采“几乎是孩童般的快乐”。雷离开索连托后，曾给玛尔维达写过几封日记体的信件。在玛尔维达的书中，发表了这些信件。她叫他保罗。
③ 此人出生于1849年11月21日，他的父亲是波美拉尼亚地区巴特尔夏根市（Bartelshagen）的一个容克（Junker）地主。保罗其时32岁。他的真正的家，即在西普鲁士的容克庄园，是于1868年购置的。遵从父亲的意愿，他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学习法律（尽管他自己的兴趣是在伦理学领域）。他在普法战争中当过一年的志愿者并在哥洛瓦受了伤。他在1875年被授予博士学位。同年，他出版了一本格言警句的小书《心理观察，从文学作品谈起》。他和尼采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源于这本书（尼采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75年10月22日）——虽然他们两年半以前就曾在巴塞尔相遇。“罗蒙特（Romundt）的一个朋友来避暑。他叫雷，是个忧郁的、有天分的、信奉叔本华哲学的年轻人。”（见尼采在1873年5月5日写给俄尔文·罗何德的信。）保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捍卫的一个观点是：人的良知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予以解释。在这篇论文和他1885年出版的《意志自由的幻象、原因及结果》以及1877年出版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两书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主题上的联系。在一篇他本来想当成他的博士论文的“绪论”里，他试图证实的第一个理论，以显示他在大学里当讲师的资格，这就是1885年出版的《良知的起源》的绪论。他最后的哲学论著于1903年他死后在柏林出版，他在“前言”中写到：“我早年的著作都是年轻时不成熟的作品。”这本书比先前的著作更片面、更激进、更极端。一位不知名的编辑在书中加入了一封雷于1897年11月写给尼采的信，信中大写特写他跟尼采的关系。那位编辑对此评论说：“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书。他是伟大的，但缺乏思想。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虚荣的成分，但他的自负却是病态的，令人可恶的病态。如果他是健康的，也许能写出些不错的东西，但作为一个只能偶尔思想和写作的病人，他时刻担心着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他不计任何代价地想要成名，这种心理只能导致他的病态。很多时候，他的文章里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整个前提是病态的、失常的。他不是有思想，而是精神错乱！”
尼采本人称《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雷是“最勇敢、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这话出自他的著作《瞧，这个人》中《我为什么写这些好书》一章，引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的第37条格言。尼采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杰出的保罗·雷博士沐浴在了历史意义的荣光之中。有读者曾仅仅因为这段话，而把尼采的整部作品都理解成了雷主义的高级体现（《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第一卷的个人献词就是献给雷的，在这一献词里，尼采就已含蓄提到了他对朋友的这种看法。他开玩笑似地祝贺雷当了“父亲”，还喊出了口号“雷主义万岁”。）在1904年11月7日写给她的朋友费迪南·托尼斯的一封信中，莎乐美对雷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这种自我憎恨的病态心理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我经常观察半犹太人，他们经常为他们的混血性格而苦恼。从本原意义上讲，这种分裂心理几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它就像瘸子的腿一条长一条短一样正常。但是像雷这样的瘸子则不同，他的两条腿是健康的！雷彻头彻尾是个犹太人，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哪怕有一点点犹太人血统。他以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