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4-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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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不说也疲劳
赵月斌
读了《生死疲劳》，再一次惊叹莫言语言撒欢的本事。在其梦呓般的叙述中，你只能一次次流落在作家伪造的时空隧道里，跟着小说人物“生也疲劳，死亦疲劳”。轮回本就单调，虽转了时空，换了汤药，药味也不断地寡淡，只能睁着眼添水，闭上眼蛮灌。为了不把半个世纪的故事熬成渣，为了不让读者把书投进炉膛，为了把章回小说的中国特色发扬光大，莫言先生使尽浑身解数，不时费尽心机地抛出“作家莫言”及其“作品”之类的胡椒粉——大量“莫言”表述和几段“莫言”参与，因有“莫言”这一横空出世的视角，似乎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质感，也使小说具备了一定的承载力，但正因这种仓促而又强硬的“莫言”的参与，反暴露出作为叙述人和小说人物之一的“莫言”营养过剩，成为含有激素的“鸡肋”。一部《生死疲劳》，像是一堆原本没用上的材料，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全都一古脑塞到了里面，管它是牛头还是驴面。想来用43天烹出一锅语言杂烩的莫言着实太累了，招数之贫乏，身心之疲劳，对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作家来说，是该歇歇了。
何顿新中篇《玫瑰花园》
王 谦
湖南作家何顿的中篇小说《玫瑰花园》其实是写了一群绿帽子的聚会：鞋帽厂下岗工人马建军的绿帽子是刘月红给戴上的，在舞厅吹黑管的男人用实际行动缝制了这顶帽子；杨民警的绿帽子是前发廊小姐元元给戴上的，元元爱的是把她甩了的前男友；派出所副所长李小兵的那一顶是中学老师刘敏和医院的吕医生联手给戴上的。作品中有名有姓的男人只有三个，马建军和李小兵之外，另一个是还没被戴帽的是黄灿，小说结尾是马建军激于义愤而为李副所长教训情敌，不料出手少了分寸将吕医生打死，随后在众人暗示下外逃。黄灿和刘民警被逮捕，在马建军归案之前黄灿是没法结案的，他那身体苗条、属于镇上漂亮女人之列的老婆，从对她不多的出场情况的描绘上看，八成给他守不住身子，也就是说，这顶有颜色的帽子也已隐隐罩在狱中的黄灿的脑袋上了。
与何顿以前的小说一样，故事背景是小城镇，人物对话也是湖南小城镇人的口语。设想何哥哥写着的时候，大概是只要有个大致的事件发展线，作品随意开个头，就像一只会玩的猫咪滚线团，随口叼出个线头，就能一路抽下去，瞅着字数差不多了，也就可以收尾了。我想许多成了腕儿的小说家就是这样“创作”作品的。
何顿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十年前的长篇《我们像葵花》。时代在发展，何顿哥哥的写作越来越纯熟，但写小说这事有些像打牌，初入道时往往手里亮出来一把好牌，但接下去等牌技玩熟了，再打出来的就是中不溜儿货和臭牌叉花来啦。写作毕竟不是做木匠，太纯熟了就飘到文学发展的邪路上去了。
刘继明·李锐·孙文流
何 徐
刘继明是湖南小说家，刘写了一篇小说叫《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
李锐是山西小说家，李写了一篇小说叫《扁担》。
孙文流不是小说家，孙文流是一位被包工头打断腿的山东民工。
2005年春天，著名作家李锐和另一著名作家在网上掐架的当口，有网友发帖称：《李锐剽窃刘继明吗？》，不过随后就有人指出，“这两部小说应该都是根据前两年的一个新闻来写的。如果这是真的，李锐和刘继明是共同剽窃‘生活’了？”其后李锐也声明：“《扁担》的故事梗概并非是我虚构的，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受伤后被老板抛弃，最后自己千辛万苦爬回了老家，这件事曾经在媒体上广为流传，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因为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我的《扁担》要写的不是一个伤残的农民工如何回家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的死而复生，要写的是一个人自己为自己的‘创世纪’。”陈继明在答记者问时也承认：“的确如他（李锐）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于是一场关于剽窃的口水之争匆匆结束，加之李锐还郑重指出：“以真实的事情为材料，或者因为一个报道的激发而写出一篇小说，甚至同样的一个题材被不同作家反复运用来写作，这不是我发明的，也并非自今日始。”那么，“剽窃生活”或“剽窃新闻”的指控当然更站不住脚了，但是吾等唯恐天下不乱的闲人还是坐不住，反而更想弄清楚刘、李二位作家是怎样利用素材进行“创作”的。找到载有二小说的杂志，仔仔细细地读了，又到网上找到央视的视频、解说词，仔仔细细地看了，当初《今日说法·千里爬回家》播出时我是看过的，我的一位朋友还不远几千里专程到山东临沂采访过孙文流，写出了一篇几万字的纪实作品，说实话，当我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温这个故事，还是觉得无论什么文本，都比不上孙文流本人的脸色、眼神、话语更感人，虽说李的《扁担》比刘的《回家》略胜一筹，但是也还是围着素材打转转，为了向“农具系列”靠近，无非是把孙文流的爬行工具换成了“扁担”，他所辩称的“死而复生、创世纪”不过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宏大主题罢了，至于刘的《回家》，除了把故事的结局改造得更加荒诞，更是对真人真事彻头彻尾的“临摹”，他所做的，无非是借助于第一人称，把孙文流的遭遇文字化而已。有人曾抱怨说，传统小说的饭碗已被新闻和各种电视节目抢去了，当作家真难啊！所以说当李、刘反过来向电视抢饭碗时，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至于是化腐朽为神奇呢，还是化神奇为腐朽，则另当别论了。
啰嗦了半天，我最终要问的是，在资讯过剩的今天，作家是不是非要跟在媒体的屁股后面，跟在生活的屁股后面，跟在素材的屁股后面，去进行他们的“再创作”呢？当某些作家脸不红心不跳地谈到他们对“新闻”的“运用”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是的，这当然不是剽窃，因为剽窃的人是可耻的。
这个女人不简单
曹长英
迟子建在成了名的小说家里面，是比较不媚俗的一个。在女作家里面，她也算是一向写得用力又用心的一位。
《第三地晚餐》中，丈夫马每文是功成名就的私企老板，妻子陈青是才色双全的报社记者，两人都有过似乎已经从记忆中拂去痕迹的纵情经历，却因为丈夫一次偶尔起意的爱欲正炽遭遇了妻子偶尔的不在兴头上，而陡然导致分居以至于婚姻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第三地”在小说中是暗指合法婚姻之外的“鱼水之欢之地”，丈夫和妻子不约而同地各自乘飞机火车奔赴第三地度周末。当我们两只充满期待的眼睛，一只追随着马丈夫，一只追随着陈妻子，随他们奔赴第三地，准备看一场激情戏时，窗帘拉开了，谜底揭晓了，期待中的桃色事件外遇事外遇绯闻变成了两顿不需付费的温情晚餐：原来，丈夫到第三地只是付费吃一顿陌生女人给做的晚餐，而妻子跑到自己的第三地则是亲手给陌生人免费做一顿美味饭菜！——好一番阴差阳错。
作品虽是写夫也写妻，却是八成的笔墨用在了妻子陈青这一端。这是一个内心质地上传统，但一样有着激情放纵的婚前经历的女人，小说中她的娘家人一个不落地上了当地的大众媒体：其年轻时不幸被机器“吃”去一只胳膊的母亲单臂杀死了父亲和父亲的情妇，成为哄动一时的凶杀案，她的哥哥妹妹们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到最后，陈青自己在第三地的菜市场举着纸牌为陌生人做一顿免费晚餐的照片也上了当地的晚报。
这样的情节设计里面有讨巧的成份，但在迟子建写来，却让你不觉得其有意设计巧合，不知不觉地就把心思关注到作品人物的命运上去了。当前诸路小说大腕每每在长篇的篇幅中只写出一个中篇的干货，迟子建却能将一个短篇的干货像爆苞米花一样爆出中篇的篇幅，而且，居然让人嚼出了长篇的感觉。看罢作品，你会觉得故事中的陈青这个女人不简单，其实说到根子上，不简单的还是作者迟子建本人啊。
（《第三地晚餐》，迟子建著，《当代》2006年第2期）
Ｓ或者Ｍ，这是一个问题
王双成
落雪的小说，题目《SM——一个受虐狂的采访笔记》，如此将SM亮在书名上的，在中国大陆大概是头一回。早些年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算是给中国知识界作了一回关于SM的启蒙。
在“二战”时，希特勒对付敌方的间谍的最有效的招数，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扒光他们的衣服，扒光衣服就等于扒掉了一个人的尊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美和近十年的中国流行起来的“SM”（即性的受虐和施虐）。如果单从表面上看，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事实上SM的理论基础是这样的：扒光衣服是扒掉了人的尊严不错，而尊严的负面意义则是负担，一个人被扒成了光猪，也就顿时被外力抛弃了全身的负担了，这，正是SM活动能激起那些特定人群的非经由性交而达到性高潮的疑似的理论前提。
这部小说以采访纪实的形式，写了主人公到美国留学入了美国籍的华人科学家L在与十几位“女王”（即施虐者）的SM经历，在作者X对L的采访中间，穿插了一些心理、生理学层面的理论性探讨。
这一题材的作品，该被划入到另类小说的范畴吧？只要道德上没有过分的洁癖，也不妨“开卷有益”一下，把自己的知识范围扩大一些毕竟不是坏事。只是这部作品与其说它是文学，不如说是性学科普更靠谱儿一些。
义士
聂鑫森
（一）
古城湘潭远郊外的清平镇吉安旅舍，匍匐
在黄昏淡薄的日色里，静若处子。秋风挟带着深重的寒意，一阵一阵，拂过黝黑的屋脊，枯干而瘦劲的野草直立于瓦缝中，如铁茎铜枝，发出细碎而清亮的声响。旅舍的门脸很窄，写着“吉安旅舍”的黑底金字横额已经斑驳脱落，“吉安”二字变得模糊不清。门两侧用紫檀木雕刻的对联倒是十分清晰： 深山大泽龙蛇远 ；古木苍藤日月昏。字有北海碑的风致，古拙而厚重，无一点村俗气。联语则是集杜工部的诗句，氲氤一种壮烈、苍凉的气象。虽是集句联，却如为旅舍专写。不远处山峦起伏，山脚盈一片平湖，苍青的山色和水色肆无忌惮地泻到旅舍的门前来。而旅舍的风火墙上织满了爬壁藤，密密匝匝，墙色不泄半丝，俨然一架绿屏，隔在天地之间。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深秋。
四十岁出头的凌云翮，头扎长巾，挑着一担瓷器，大步流星经过吉安旅舍。百多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轻如鸿毛，一身结实的腱子肉鼓胀在粗布衣衫里，活活地往外透着力气。按他晓行夜宿的惯例，他还须赶一二十里路再去投宿。但当他的目光稍一偏斜，便粘在那对联上了，心便突突地跳，便停住了脚步，字好！联语好！可想见主人的不同凡
